四川出版集团利用自身的地理文化特点，策划出《三星堆图志》、《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神奇的古国》、《古蜀金沙》等书，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藏民族文化读物是该集团的一大特色板块，神奇的西藏、神秘的康巴文化风情深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类图书在海外颇受欢迎。就在此前不久，安徽出版集团和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拟共同开发对外汉语教材、合作编写《安徽读本》。在《中国读本》的带领下，挖掘地方民俗、文化的地方性读本也许能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实施统一的“整容术”的今天，地方特色“跳”了出来。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一个个原来在地图上不起眼的“小点”。于是，地方的就是世界的。对于中国出版社而言，现阶段的“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传递民族文化、传递地域文化”的使命。

    “走出去”是系统工程

　　“走出去”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本届版权贸易研讨会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走出去”在战略、机制、管理、人员、资金等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建构起了一个轮廓。

　　战略层面，大家有目共睹，自不必多言。

　　版权部门可以说是现在出版机构最有活力、最具生产力的部门之一。上海版权局副局长楼荣敏介绍了上海版权贸易的整体状况：“我们要求有条件的出版社建立独立的版权部门，要指定分管版权工作的领导。我们一个社、一个社地落实专职人员做出版社领导工作，将最强的人员配备到版权贸易岗位上来。目前上海各出版社都确定了分管版权的社领导，多数出版社建立了版权贸易机构，并根据各自特点和实际需要配备了较强的版贸人员。”

　　部门的组建无疑需要合适的人才。“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这句话用在出版行业，就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版权人才！”懂外语、懂出版、熟悉海外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出版机构紧缺的人才。除了引进这类人才外，出版机构也对现有人才资源进行培训、提升。选派优秀编辑、营销人员到海外学习、培训，举办各种“走出去”专题讲座，举办英语沙龙等，这些措施是与会出版机构的普遍做法。

　　在机制方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表彰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成效的出版机构。吴伟还提到，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将实行末位淘汰制，版权输出不好的机构，就要淘汰出去，“因为现在有太多出版机构排队要加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合作小组。”吴伟强调说，合作工作小组要有进有出，做得好的进来，做得不好的出去，一定要有退出机制。为了保持这个小组的“先进性”，今后合作小组的成员规模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出版机构都看到了激励机制的意义。上海版权局每两年进行一次版权贸易评比表彰活动，并将表彰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举措，拨出专项奖励资金对积极开展版权贸易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重点奖励优秀输出版图书”。广东出版集团出台了《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走出去”出版物补贴实施细则》，在翻译等方面给予补贴。2006年，该集团补贴2005年“走出去”项目金额为21.14万元。2007年，四川出版集团在《四川出版集团出版奖评奖办法》里增设了“版权和实物输出奖”，奖励那些在“走出去”方面成绩突出的出版单位和个人，并将出版单位的版权输出业绩纳入对出版单位进行考核的范畴。

    图书只是“走出去”的一部分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副处长真冢阳一、韩国著作权委员会所长朴哲弘、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人文社会科学与图书出版专员柯蓉等人从本国的角度给中国书业“走出去”提供了参考意见。

　　真冢阳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政府在推动“走出去”的一些政策措施和企业的做法。2002年，日本确定知识产权立国，包括资助翻译、设立门户网站、设立国际电影节交易平台等做法与中国目前实施的一系列措施非常类似。不过，日本政府在推进“走出去”方面，并不局限于图书出版，在内容产业方面更加多元丰富，尤其是在动漫、游戏、软件、音像方面，“走出去”成效显著。

　　朴哲弘介绍，韩国从1999年开始制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出台了一系列振兴或者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法律法规。“随着消费者不断发展的文化内容需求和技术发展，政府将娱乐、移动文化、多媒体文化等内容增加到新的文化内容产业以及文化商品定义。”于是，韩国的“走出去”涉及电影、录像制品、音乐、游戏产业、出版与印刷等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

　　由此可见，在韩国和日本“走出去”的蓝图中，图书“走出去”只是一个部分。在媒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下，这种立体化的“走出去”构架更具时代意义。

　　柯蓉提到目前法国需求很大的几类图书。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口袋书在法国拥有不少“粉丝”。近年来，外语翻译类图书在法国很走俏，具体体现在小说、人文社科、连环画漫画、艺术（例如雕塑、摄影）和实用方面（例如食物、厨艺）。可见，中国在“走出去”图书的选题策划和开发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