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至12日，“2007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相比去年以“世界需要中国，文化需要图书”为主题的版权贸易研讨会而言，今年的会议主题更加开门见山：“中国出版走出去”。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在发言中提到，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我国各出版单位与境外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贸易协议1987项，其中版权引进协议891项，版权输出协议1096项，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达到了1：1.23。图书版权贸易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由逆差转为顺差。从2006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看，中国参展团共输出版权1936项，引进版权1254项，其中输出合同820项，引进合同159项，“从这个数据能看出最后实际签订的合同输出量成倍于引进量。这两个大的平台应该说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一个是由亏转赢，一个成倍增加。”很显然，从5年前“走出去”的提出到2006年“走出去”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书业“走出去”的底气更足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此次会议设置了三个议题，“中外版权贸易国家政策简介”、“海外市场对华文出版物的需求分析”和“如何搭建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的合作模式”。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都透露出丰富的信息含量。
　　
    上下一心 共同推动“走出去”

　　今年3月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申了几条支持“走出去”的优惠政策：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所需要的书号无限量供应；继续提供资金支持；表彰“走出去”取得成绩的出版机构；全力办好国际书展，重点扶持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莫斯科书展、香港书展等15个国际书展，提供更多的政府资金打造中国图书推广的平台，扩大中国图书的国际影响。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成立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它的姿态无疑代表了中央政府对“走出去”的重视程度。

　　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吴伟再次强调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成效：2006年总共资助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资助项目210项，资助的国家从2005年的7个国家增加到2006年的19个国家，50个出版机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英文名China Book  International在国际上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四川出版集团党委成员、四川人民社社长罗韵希在发言中说：“力争在‘十一五’末集团图书版权输出总量、成交总金额达到全国各出版集团中上水平。”鉴于目前四川出版集团的图书在“走出去”方面与国内做得较好的同行相比还存在差距，罗韵希的表态可以看作是一种“奋力向前”的决心，同时也透露出各地方出版机构在实施“走出去”方面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口号上，而是实实在在的“总量、总金额”上。广东出版集团从2006年起，要求所属各出版社立足战略的角度，主动和有针对性地组织一批高水平作者，瞄准国际市场，至少策划15个“走出去”选题。

　　如此上下一心，“走出去”之风已经吹遍大江南北。不过，毫无疑问，“多”与“好”不能等而视之。

    地方的就是世界的

　　2003年，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推出的《话说中国》英文版权被美国读者文摘有限公司独家购买。据说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就引起多家海外出版机构的关注。2007年1月26日，《中国读本》的作者、著名作家苏叔阳分别与贝塔斯曼德国书友会、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该书德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繁体版出版授权书。

　　以上两本书可以看作是“走出去”的中国图书中的翘楚。尽管出版时间相隔几年，不过恰恰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图书具备“走出去”的潜质？《话说中国》被誉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集成，而《中国读本》则扼要介绍了中国的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哲学思想、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被看作是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正如长城、故宫所担当的意义一样，“中国”字眼的图书标签鲜明，在“走出去”的图书中更能吸引外商的眼球。

　　广东出版集团出版资源部副总监陈超英介绍，该集团在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达成版权输出协议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医中药、保健养生、少儿教育、儿童文学等类别上，占该集团参展图书输出总量的90%，其中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图书比较突出，占参展图书输出总量的70%左右。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辑吴斌在介绍该社“走出去”的经验时也提到，要挖掘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注重中国特色和文化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