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以后，出于美学及政治原因，他脱离了共产党，并对苏联所推行的文化政策颇为反感，公开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他坚持奉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与许多共同投身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挚友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为了维护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纯洁性，他甚至不惜放弃波德莱尔及兰波的诗歌，而他一直视这两位诗人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失去朋友让他感到痛苦万分，但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也只能合弃友谊。在谈到自己的朋友们时，他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我最珍重的朋友，但我不得不离开他们。有些人离我而去，另外一些人给我留下长久的回忆。有时，这种回忆真的难以忘怀，这是不争的事实。毫不隐瞒地说，每次回忆起来，都像伤口再次裂开了似的。”
    读到阿拉贡在获悉布勒东去世时所写的文字时，我们不禁为他们的决裂而感到惋惜：“在此我本想就青年时代的朋友说些什么，就我一直敬爱的这位伟大诗人说些什么，但我不能。历历在目的往事让言语变得空洞乏味，让我打消了兴致，懒得去回击那些报刊上的蠢话。除了一句话之外，我什么也说不出，那一句话让我失去了理智：安德烈。布勒东刚刚离开人世。”
    在这部传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布勒东一直在为争取自由而奋起反抗：“正是反抗，也惟有反抗才是光明的创造者。”只有三个途径可以让人们认识这个光明，那就是“诗歌、自由和爱……”说到爱，布勒东曾这样阐述：“首先要去爱，接着再扪心自问究竟爱什么也不迟，直爱到对一切了如指掌的地步。”无论是向身处困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还是提携那些有潜力的作家或画家，他都是出于爱意。
    从1935-1940年，他撰写了一系列檄文，号召人们从事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但要推行艺术自由，还要让社会及经济关系发生彻底的变革。
    变革建立在对人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虽然遭受种种挫折，但布勒东并未丧失信心，“因为超现实主义正在国际上发扬光大。这颗种子在发芽，预示着会有好收成”。
    在这部书中，我们还看到一些著名人物对他的评价。法国近代诗人塞泽尔写道：“我见到了他，他真的把我迷住了。他的文化修养真是太出色了，他对诗歌的感受令人吃惊。他在感受诗歌，像呼吸空气中的花粉那样嗅着诗歌。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发掘者，就像‘满脑子都在琢磨研究’的那种人……”美国战争情报部的德尼·德鲁热蒙对布勒东在战争情报部的独特风格作过鲜明的描述：“安德烈·布勒东显得十分谦恭，也很有耐心，就像被关在笼中的雄狮决意要忘掉那笼子似的……他让我们分享他那伴着轻轻哨声的典雅的嗓音，但他总保持着仪表堂堂的样子。他的机智之中总露出不易察觉的讽刺感。那机智既威严又令人钦佩。人们真应交给他一个王国让他去统治!不，确切地说，应该交给他一个教会让他去管理，要他在风暴中去恢复神圣使命的美名!”
    本书作者亨利·贝阿尔先生是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的教授，是研究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的著名专家，曾撰写过多篇有关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专著，同时还兼任法国超现实主义研究所主任一职。
    本书所有注释以及“布勒东生平和创作年表”均为译者所加。

                                                   2004年11月27日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