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理论家阿尔托负责了超现实主义早期的实验，这些富有成效的激烈文章触动了巴黎正统人士的神经，“1925年1月27日宣言”、《打开牢门，遣散军队》的宣言、“致教皇”，以及阿尔托本人撰写的关于戏剧的文章像催泪弹一般锐利而疯狂，引起了部分青年人死心塌地的热情和文学贵族措辞严厉的批判。1925年超现实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巩固了布勒东在这个集团中的领袖地位(尽管这个倍受争议的研究组织很快就关门大吉了)，经常参加在咖啡馆会议和在布勒东住处举办的会议被认为是加入这一集团不成文的规定。由于意见的分歧，也可能更多的是权利之争，布勒东引领他的信徒们从阿尔托路线上回到自己这边来——他将阿尔托逐出集团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根本和首要的任务是使语言重新沸腾起来，就像语言被置于自动书写和睡眠中那样，”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受资产阶级欢迎的舞台实践。

    事实上，超现实主义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狂热之后，正在面临一场分裂。1929年2月召开的会议证明是一次失误，会议在不同团体成员的互相攻击和互相指责中草草落幕，布勒东与另一位精神导师巴塔耶的交恶已经公开化，这一变故使数名领导集团的成员心灰意懒，在会议结束之时，他们向布勒东递交了集体辞呈。1930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详细记录了布勒东此时的思想状态，这份宣言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同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努力，同时，它粗暴地攻击了巴塔耶，将他称之为“过时的反辩正唯物主义的令人反感的回归”。

    这次危机是超现实主义阵营迅速涣散的一个征兆。也许也由于布勒东本人的独断专行——而要求会员专一的忠诚与超现实本身所倡导的非统一意志的思想观念显然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到30年代后期，超现实主义在欧洲已经难以为继。二战初期，布勒东再次应征入伍，1938年，在巴黎举办了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会后，法国的溃败迫使布勒东选择了前往风平浪静的美国；而他最得力的助手，最坚定的超现实主义者阿拉贡和艾吕雅与他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他们没有选择离开，转而参与到法国共产党和抵抗运动之中。

    作为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自始至终严格按照超现实律条进行写作的诗人，他的写作业已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的一条光亮的线索。他的作品不论是才气逼人的文艺论著，还是“从普通的事物诗意地幻化出无穷意境”的诗集《大地之光》、小说《娜嘉》、杂集《连通器》、散文集《可溶解的鱼》，都以其无所不在的激情燃烧着每一个阅读他的著作的人。他似乎知道年轻永远需要放纵，于是，他用他超乎常人的想象力、雄辩风格的理论建构、无限制的冲动和反叛精神鼓舞着一大批青年艺术家进入超现实主义光亮显彰的境域，用他发现的煽动力炸弹从情感上摧毁我们思维惯性中的种种模式，以高傲的口气为全世界重新命名——这现实旧世界的死亡，和超现实主义世界的新生。

    疯狂是自由的庇护所，正是疯狂的存在使自由成为可能。在布勒东的诗歌文本中，我们可能清晰的感受到不受约束的想象力在他的手中流动，不论多么离谱，多么姿态高蹈，与我们熟知的对象距离多么遥远，他的诗歌写作仍然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排除了理性干扰、教条束缚，疯狂但又真实可信，值得依赖和信仰的语境之中而遗忘了自己的生活轴心。布勒东的诗歌不断刷新着语言在能指领域中的世界纪录，他不追问存在的终极价值，也不关心宗教救赎和社会变革，他以十分偏执的思路将语言移向人们的潜意识领域，借助文本的独立个性将语言引渡到一个与外部现实隔离开来的纯粹之境。在这片地域中，超现实主义者是说一不二的主神，是国王和彻底自由的飞翔者，他们的诗歌翅膀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显得璀璨夺目，具有让人一见难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