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数字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关心数字融合的趋势，关心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快速地进行数字化的工作，努力开发各种类型的数字产品，构建有效的数字业务平台，实现内容的增值服务，逐步跟上全球化的数字融合步伐，是中国文化企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前，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不断调整的产业格局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如何在坚守文化使命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所管理的企业，是任何一个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必须时刻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公司使命：塑造企业未来的基石
    
    我们知道，任何一家公司，都是有所追求的。公司的追求和使命，明确了公司代表的利益及其走向，为公司带来目标感，使公司上下产生凝聚力，让员工产生归属感，所以，对于一个公司的使命陈述理所当然地成为塑造企业未来的基石。
    
    国际上主要文化企业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外，均有明确的关于社会价值的使命陈述。以出版集团为例，如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使命是：“作为一家国际化传媒公司，为全球客户提供信息、教育及娱乐等服务。而公司最根本的目标是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声明：“我们的使命是向广大个人、市场和社会团体提供必要的信息，使其具备必要的洞察力，发挥各自的最大潜能。”这些使命陈述已经成为这些公司的行为准则，更是他们进行战略变革的依据。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出版单位正逐步从事业性质转制为企业性质。这种转制无疑将有力地推动文化企业的发展。那么转制之后，我们的文化企业其目标是什么？使命又是什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说来企业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利润的最大化；文化企业当然也要创造利润，但更重要的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文化企业的利润追求应该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来真正实现。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出现两类偏差，一是片面追逐利润，忘记了文化企业所承担的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责任。二是片面追逐利润，离开了内容提供和生产的业务领域，热衷于进入股市、楼市等其他非文化企业，忘记了文化企业承担的文化建设的重任。
    
    文化企业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使命和追求呢？我以为，现代出版史上的两个案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案例一是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战后德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次大战后，德国被分为两半，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颓废、空虚。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以翁泽尔德为社长的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大厦”，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标识出7个系列，试图为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到目前为止，“彩虹计划”已经出版2000多种图书，其中不少图书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以至版权收入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苏尔坎普出版社也成为当今德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与此同时，苏尔坎普出版社还团结培养了全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正是坚守文化建设的理念，苏尔坎普出版社才奠定了今天在德国出版界的地位。
    
    案例二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30年代上海之所以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与上海当时拥有250多家出版社，出版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著名出版社经过长期努力，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系统的高质量的文化知识资源，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一辉煌成绩的取得完全是近代上海出版人自觉努力的结果。当时各家出版单位的主政者和骨干，如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舒新城，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叶圣陶，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世界书局的沈知方，良友图书公司的伍联德，无不以开启民智、培育新人作为价值追求。他们将出版作为教育国民、塑造社会的大事业，同时辅之以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手段，把文化与商业作了有机结合，促成了当时的上海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