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初春正凉，图书市场却热潮迭起。韩寒率先掀起波澜，《韩寒五年文集》把旧作品归结在一起，老调重弹；《一座城市》洋溢着社会讽刺的味道，诙谐幽默,但是小说情节虎头蛇尾，稍显矫揉造作；而《就这么漂来漂去》的图片色彩斑斓，文字上漫不经心。韩寒的才气隐没于赛车场上，到了9月，《寒：韩寒2006音乐·诗文·影像》出版，几乎就没有几个读者买账了。

    相比起韩寒的轻狂，莫言和铁凝的小说显示出深厚的创作功底。不过，我不喜欢《生死疲劳》，它貌似实现了章回小说的新突破，人物形象却显得单薄呆板。莫言对性行为和生殖器的大肆渲染，显得庸俗而无聊。他的短篇小说集《月光斩》也没有使我产生畅快的阅读感觉。铁凝的《笨花》凸显出历史的厚重和沧桑，语言比莫言干净得多，细腻得多，只是小说人物众多，个性不甚鲜明，阅读起来，感到了一丝的疲劳。

    初春的温暖来自《回忆父亲胡耀邦》。该书以饱含深情的讲述，再现了一个伟人和父亲的形象。傅彪夫妇合著的《印记》写得情谊绵绵。我非常喜欢《亮剑》，它是我20年阅读生涯中最赞赏的战争题材小说。9岁的儿子偶然翻阅了它，竟然津津有味地阅读了2个月。买这样的书，总是不会后悔。

    阳春三月，我终于等到了《兄弟（下部）》的面世。《兄弟》是余华近年来的又一佳作，那种非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谊，隐伏于灾难岁月共享凄凉的坎坷命运中，极具感染力。但我不喜欢《兄弟（下部）》，余华把太多的笔墨放在了调侃上，某些诙谐语言的运用，夸张得有些离谱。那些色情语言的铺张，削弱了我对余华的好感。看来，“萝卜好卖不洗泥”这句民间谚语，同样应验于文学创作上。

    春天的书市精彩纷呈。《我的1976》中，36位那个年代的亲历者，用跨越了30年的记忆碎片，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中国社会全景图。《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也足够震撼心灵。历史终会恢复本真面目，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乔家大院》、《艾滋女生日记》的出版，也使春天的阅读充满阳光。

    即使是备受炒作的书，也未必货真价实。《老徐的博客》颇为惹人瞩目，但没有谁会把这样的书如获至宝。海岩的《阳光像花一样绽放》出版了，它竟然是《深牢大狱》改头换面。《莲花》和《忏悔无门》火了一阵，但毕竟含金量不足，被我放弃了阅读。

    2006年的夏天来临，我的目光转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在此期间，我只阅读了两本新书：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和梁晓声的《伊人，伊人》。前者透出了独到的人生见解，而后者没有给我期待中的精彩。忙里偷闲，我重读了《藏獒》和《狼图腾》，2006年全年，这两本书一直畅销。

    从这个夏天开始，鸡汤类图书开始走下坡路。很多“故事+哲理”的散文，说些“饿了就要吃饭”类的废话式哲理，它们在书市上招摇了几年后，读者再也不会产生“真知与感动”。纵观全年，励志类书籍鲜有佳作，《富爸爸，穷爸爸》的火爆和走俏，已成明日黄花。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图书市场也有转机。我首先阅读了海岩的《五星饭店》。小说描写了爱情的绚丽多彩，褒扬了人性中更宝贵的品德修养，尽管略有瑕疵，但堪称海岩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些单薄，但透出了几十年的人生历练，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 

    真不知道哪朵云彩有雨啊，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竟然无意中掀起了图书市场的新高潮。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品”系列图书，使得图书出版市场波涛滚滚。易中天以平民化的语言，讲述对三国人物和历史的见解，生动活泼，娓娓动听，有众多的拥戴者并不为怪。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接踵而至。相信出版社和作者们都大赚一把。

    一位朋友赠我一本《千万别教坏孩子》，刚到手就失踪了。后来才知道，它被我的儿子偷去读了两天。作者曹宝印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专注于青少年教育。本书以真实的教育案例，向广大家长和老师提供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教育指南”。 

    深秋凉风袭来时，梁晓声的《欲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小说中插入大段议论、心理剖析和肌肤之欢，拖泥带水地把篇幅拉到了39万字。梁晓声对行政场太缺乏了解，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瑕疵。他杜撰了“省委常务副书记”，有谁听说过哪个省委设过这样的职位呢？公安局属于政府系统，局长和“书记”怎么会属于“县委一干领导”的序列呢？公务员们都知道，公安局长的搭档应该是政委，哪能是“书记”呢？看来，梁晓声写起反腐小说来，还是显得草率了些。

    闭门造车的除了梁晓声以外，几个著名反腐小说作家再也没有推出精品。反腐小说的亮点，应该是武和平的《掩盖》。一个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竟然牵扯到一起恶性矿难——它竟然被方方面面的人物，掩盖了六年之久。小说通过揭露现实中利益的冲突，剖析出案件真相被掩盖的内在原因。小说超越了脸谱化的创作模式，透过现象追究腐败根源，是一部走出了书斋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