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为了渲染“苦大仇深”，我们喜爱夸大权力的绝对性和任意性。从英国的例子来看，习惯使权力收敛，这似乎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在18世纪的英国，践踏或不尊重习惯所赋予的权利可能会导致政权的动摇。汤普森在第三章“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讲述的一件事是开我们眼界的。伦敦的王家园林圣詹姆斯公园历史悠久，长期对民众开放，英王乔治二世（1727—1760在位）的王后卡罗琳试图收回王室独用权，为此她问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安抚民众需要多少费用。沃尔浦尔冷冷地回答：“只要一顶王冠。”
　　自从大宪章（1215年）签署以后，英国国王也需服从法律，“朕即国家”之类的语言在英国是无法想像的。沃尔浦尔上述的警告也说明，英国普通百姓不会轻易放弃习惯上得到认可的权利。沃尔浦尔在任时权重一时，他对民怨也惧怕三分。伦敦西南的里奇蒙猎园有几条公共步行道，它们存在已久。王室一度把这王家猎园圈围起来，造成步行道无法使用。公众很感不便，就通过“反戏台”发泄情绪，屡屡在猎园围墙上砸出缺口，担任御林监管员的沃尔浦尔只得不时派工人修补。后来沃尔浦尔的这一职务由阿米莉亚公主继任，猎园附近的百姓要求恢复穿越权的呼声越来越高。1755年，一位叫约翰·刘易斯的酿酒人强行进园未果，他就起诉看门人，理由是猎园的围墙阻断了公共的通道，法庭判刘易斯胜诉。刘易斯也适可而止，他选择用梯子越过围墙的方式重获过路权。猎园管理方把梯子建好后，居民又抱怨横档间隔太大，儿童和年长者使用不便。于是法官立即下令改建，务使老太太攀爬也不致吃力。这桩讼案的真正被告是阿米莉亚公主，而刘易斯的胜利是平民对王室的胜利。它一则说明英国王室不会用强，随时准备体面地妥协，[3]从而维护亲民的形象；二则告诉我们英国民间把通行权（rights of way）看得很重，一些公共小道年代久远，任何步行者都有权使用，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类小道至今仍有不少，地图上一一标出，有的路段穿越私人的地产和牧场，对公众而言也畅通无阻。1935年英国还成立了漫游者协会，其任务就是保护乡村环境，监督这些小路的公共通行权是否得到尊重。习惯的力量在这种事例上又得到印证。
　　从通行权的概念可以推知，英国的圈地运动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说到圈地时一般会强调它的残酷性和彻底性，其实圈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必要性（如人口压力），但它一直受到来自民间的抵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乡村诗人约翰·克莱尔在《荒地》一诗里谴责了经议院许可的“无法无天的法律”（lawless law），在他的眼睛里，公有的荒地是自由的象征：

　　无边的自由支配着漫游的景致，
　　没有标示所有权的栅篱在潜伸，
　　隔断远望中呈现出来的景色，
　　它惟一的束缚就是环绕的天空。

    克莱尔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受欢迎的诗人，他在诗中表达的态度在民间是有代表性的，这本身就对无节制的圈地形成一种制约。汤普森提醒读者，18世纪的英国百姓会成群结队地肩扛斧头、铁锹和鹤嘴锄，拆掉圈地的围栏和各种“违章建筑”。正是这类受传统共有观念鼓舞但被史家忽略的集体抗议行动使得许多公地得以保存。（英格兰各地还有不少大片的草地有“Common”之名。）汤普森举例说，伯克郡纽伯里镇的格林纳姆公地就是在19世纪经当地民众抗争而未被侵占，可是这大片土地却在冷战期间被北约（美国）用作部署核武器的军事基地。汤普森是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核裁军运动（简称“CND”）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在建于格林纳姆公地的军事机场旁，常有和平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核讹诈和动辄诉诸武力的恶习。汤普森生前经常站在这类反战示威游行的最前列，他书写历史，也参与并创造历史，这是他与那些只以“理论实践”见长的阿尔都塞们最大的差别。[4]

（二）
　　《共有的习惯》共分八章，第四章《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德经济学》最初发表于著名的英国史学杂志《过去和现在》（1971年，总第50期），引起广泛的关注。为回应批评与建议，汤普森又写了《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一文，作为本书第五章。这两章加在一起有近两百页的篇幅，可以说是《共有的习惯》的核心内容。
　　18世纪的英格兰出现过不少由谷物短缺引起的骚乱，参加者往往被称为暴民。“骚乱”（riots）和“暴民”（mob）两词都含有贬义。《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德经济学》（原文为“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研究的就是这类抗议活动背后的道德因素。题目中的“Crowd”（人群）一词不带价值判断，以它替代“mob”或“riot”，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但是该词译为“群众”，指涉不免太宽泛了，毕竟绝大多数民众并未参加要求平抑谷物价格的行动，修正的涵义也多少淡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