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人帮”被捕的同年12月，许良英等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首印25000册，但仅限于内部发行。据许良英的文章说，胡耀邦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通读了该书，他曾向中共中央组织部（《爱因斯坦在中国》中提到的是共青团，似不确）的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说书中的内容给了他很大启示。 

　　1979年2月20日，一千多名中国科学家云集北京，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这次盛大集会的举办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爱因斯坦诞辰是3月14日，中国的纪念活动早了将近一个月，这是因为组织者有意要使中国的纪念活动在时间上早于其他国家，“以示更为重视”。 

　　正像歌里唱的，“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经历了大约一个甲子的沉浮和轮回，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声誉又回到了他刚被介绍到中国时的起点上。同时，中国的科学终于可以摆脱政治干扰，轻松上阵了。 

　　某种程度上，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历史就是西方现代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历史，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正是这一历史的缩影。 

　　杨振宁1993年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到，做科学工作的条件包括四项：才干（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青年）、纪律（中国人勤奋而有纪律）、决心（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认识）和经济支援。杨说：“中国在这个世纪［指20世纪——编者注］已经具备了前三项条件，到了下一个世纪将四者具备。”不过，我想，爱因斯坦在中国的遭遇告诉我们，还应该加上一项，那就是良好的学术环境——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并不能让人满意，行政力量在学术领域的过分介入、急功近利的学风、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屡屡发生，等等，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爱因斯坦在中国》写得非常扎实，其英文版受到了包括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等人的好评。该书正文计225页，而小字印刷的注释即有70余页。在从英文版翻译改写成中文的过程中，作者又做了很多改进与增补。笔者注意到，作者引用的文献中，最新的是2006年2月17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赞扬。 

　　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研究在2006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而且，该书具备超越科学史学科的意义，并非专业科学史学者才有必要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