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谈改革开放30年,往往很容易就是忘记了这30年来带来的改变有多大,首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常识与真实的恢复。这么讲,从科学界来看,1979年年初的时候,中国科学界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盛会,这个盛会就是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
为什么说这个会很重要呢?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史上、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跟常识,曾经被我们中国否认掉几十年。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终于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誉也恢复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么一本书叫做《爱因斯坦在中国》,作者是在美国教书的华人学者胡大年。这本书说来我跟他也有点缘分,就是它的英文本刚刚出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相当长篇的一个书评,把它跟当年红极一时的束星北先生的传记放在一起来谈。
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早在两年前,这本书已经有中文版,而且中文版上面还纠正了很多英文版原来的错误,补充了很多资料。所以可以说这本书要比原来的英文版可能可读性更高,也更详实,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定本。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当年爱因斯坦在中国会被否定呢?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在1967年文革期间,有湖南醴陵的一个中年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一篇论文,叫做《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这篇文章声称根据毛泽东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但是这篇文章被大部分当时北京有地位、有学识的科学家否定,他们觉得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但是仍然当年当局组织了一个叫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批判者就声称,光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的深刻反应。
为什么呢?因为恒定的光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而这个道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那么今天我们听来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说法,但是不要说当时就是有人信,而且在上位者还鼓吹这样的一个观点,到处教导大家应该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对相对论跟爱因斯坦的批判。
然后到了1969年3月初,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跟当时的苏联在边境发生了很多武装冲突,这时候恰巧就有一个年轻物理学家就说,这个冲突正好能够用来批判相对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么讲,他说如果像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就是时间的同时性是相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客观的去判断,在中苏边境冲突里面谁去开了第一枪了。
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还要为相对论辩护的话,他可能就是想模糊中苏边境冲突里面谁开第一枪的事实,他就是个卖国贼。那么这样的说法想想看,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这曾经是一个目前广泛被人认同,而且没有人敢反驳的一个说法。
不过这本书其中绝大部分是在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怎么样传布到中国,这里面介绍了非常多有名的科学家,像我刚才提到的束星北,还有以前北大的前校长周培源先生。提到这几位先生,在他们引进相对论的这个过程里面,中国怎么去接受爱因斯坦跟这种新物理学,做了一个相当详实的历史研究。
而这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在1920年以前,出了一些留日的物理学家,他说这些留日物理学家群体,胡大年认为也相当重要,现在常常被忽略。有这么一些留日的物理学家介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外,其实并没有任何爱因斯坦跟他理论有关的学术研究著作在中国出版。然而,到了1922年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了,这是为什么?
这短短两三年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非常流行,不只在中国非常流行,而且还出现还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物理学的革命,那么如果说是物理学革命的话,那么在他原来物理学就有一个相当传统的欧美这些国家,很多人要他们去接受爱因斯坦的讲法,让他们去怀疑自己从小读到大的牛顿力学是很困难的。
乃至于当时的欧洲的科学界、美国的科学界在爱因斯坦相对论面前,有许多人是不容易一下子就被说服;而且更重要的是甚至有人起来群起反驳他,有的是政治立场,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当时反犹主义已经很盛行了,他们看到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就更要针对他。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特别特别容易流行。乃至于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像到了1960年代末,国际物理学界主流最终开始接受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研究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主流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全面拥抱这些东西。
可惜的是,那个年代绝大部分中国物理学家被迫离开他们的实验室和研究室,到工厂或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了。但是为什么呢?我们仍然要解决那个问题,那么胡大年就说,这是当时有很多西方人,就是当时中国人很接受西方的新思想,觉得西方任何新思想都是中国应该去学习,尤其是“五四”之后?我们要拥抱“德先生”跟“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