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庞加莱是爱因斯坦与毕加索这个故事中的“公分母”，是米勒的精妙之笔。庞加莱（1854-1912）是横跨19、20世纪科学的一座“喜马拉雅山”。他是法国的“两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一生中获取了无数荣誉学位和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奖项（只有诺贝尔奖除外，许多人因此而为他抱不平）。在庞加莱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下了近500篇科学论文和30部学术专著。这中间还不包括他为广大公众撰写的科学哲学著作和科普著作。在这里充当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联系纽带的是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与假设》。
　　“毕加索帮”中的普兰斯只能是一个“边缘成员”，尽管他既非艺术家也非作家，可普兰斯却“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设想数学，像一个美学家一样去描绘n维连续统。他喜欢引起画家们对新的空间观念的兴趣。”因此，庞加莱在《科学与假说》中关于非欧几何和四维空间的大师级的精妙阐述，就成为普兰斯在“毕加索帮”科普讲座上谈论的热点话题了。正是在普兰斯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促使毕加索沿着全新的视角去思考，他“经常大谈第四维，身上总装着庞加莱的数学书”，这样，从1907年6月起，《亚威农少女》素描本中右边的少女开始朝几何图形发展。而最终实现了“立体主义”的伟大突破。那么，对于“奥林匹亚”学院那帮嚼着乳酪、抽着廉价香烟的年轻小伙子们呢？当然，他们不需要普兰斯这种“二传手”，因此，庞加莱的刺激就更加直接了。1904年，爱因斯坦得到了《科学和假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德文译本，这使他们“连续好几周都为之着迷”。正如庞加莱关于高维空间描述刺激了毕加索把几何学作为新艺术语言一样，庞加莱关于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也启发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因为对于时间和同时性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在别处还从没有出现过。在他们的争辩中，也许经常可以听到竖起眉毛的爱因斯坦大声尖叫：“嗨！这个意思，让我们瞧瞧庞加莱教授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不过，“庞加莱已经跨过了新旧物理学之间的界河，但退了回来”。而爱因斯坦却突破传统的疆界。那时谁会想到，这位在1900年时还找不到自己的“雇主”的小伙子，在11年后，能登上物理学界的最高殿堂呢？1911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物理学界首次最高级会议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洛伦兹、能斯特、普朗克、卢瑟福、郎之万、居里夫人和庞加莱等等顶尖大师，可以说，打下20世纪物理学基础的巨人们都出现在这张照片上，而站在庞加莱身后的正是爱因斯坦！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米勒不是要为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写本“合传”，而是要透过对两位大师历史境遇的刻画、思想轨迹的分析，来揭示“艺术与科学中的创造性”，这正是作者在该书第8章（也是最后一章）希望达到的高潮。在这一章中，作者充分调动了美学、思想实验、意识思维、潜意识思维、甚至“启示”（revelation）等认知科学的分析方法，并特别强调了直觉或领悟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对于爱因斯坦令人震惊的洞察力，米勒教授的分析是“他的智力工具箱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科学本身之外，涉及了美学和哲学概念。”从而揭示出了高度创造性的一个标志：那就是精通所有技术细节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能飞越无关紧要的细节，径直看到问题的核心。正是这样，爱因斯坦才能够抓住庞加莱3个问题（以太漂移实验、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的统一，进而有了1905年的相对论和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正如作者中译本序言中说到，在认真地思考科学与艺术创造性之间关系后，得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的界限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的形式简化为几何。而对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今天，当我们把“创新”上升到一个“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高度的时候，米勒的这本书一定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