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古怪的题目。1904年，毕加索和爱因斯坦在巴黎的一家小酒馆中相遇，他们以其充满智慧、幽默的语言，热烈地讨论着“美”、“物理”、“欲望”、“相对性”和“新世界”。翌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三年后，毕加索则以《亚威农少女》震撼世界画坛。……不过，上面的描述只是剧作家斯提夫·马田（Steve Matin）幽默话剧《毕加索遇上爱因斯坦》（Picasso at the Lapin Agile）中的场面。剧作家的想象力为我们虚构了一个舞台艺术空间，然而，两个睿智天才的思想火花，如何点亮了科学和艺术两个截然不同的殿堂，这就需要历史和哲学的理性分析了。这正是阿瑟·I·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一书向读者展示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伟大传奇。”
　　“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但是，一个什么样合适的视角才能将科学和艺术世界合二为一呢？作者在仔细考察了爱因斯坦与毕加索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后，发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狭义相对论。因为，从狭义相对论得出的一个绝顶精妙的结论是：被视为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而言是同时性的，但是对处于作相对运动的观察者而言则不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同时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以这样的观念来审视毕加索的杰作《亚威农少女》，你就会发现，在这幅画中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透视点，更确切地说，画中很多面部表情和身体形状都是从多个视点同时表现出来：你观察它的方式，就是它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相对论”在《亚威农少女》中的艺术表现。
　　阿瑟·I.米勒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在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史、认知科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天才的洞见：科学与艺术中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展示出他在探讨科学与艺术关系方面的造诣。而在《爱因斯坦·毕加索》这部书中，米勒并不是要给科学与艺术之间“相互影响”作某种乏味的理论说教，而是选择了从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提出的思想开始谈起，即追溯他们创造力的原点。因此，米勒把眼光放在两位伟大天才最具创造力时刻的历史重构。他发现，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创造他们惊世之作的时候，并不是受人敬仰的著名人物，他们才20多岁，默默无闻，精力充沛，贫困潦倒，麻烦不断。但是，他们凭籍卓越的个人魅力，吸引着朋友、同事和甚至是情人，当他们沉浸在工作之中的时候，他们是超凡脱俗的局外人，做着他人从没有做过的梦，并在其中展示出他们的旷世天赋和卓绝才华。
　　米勒采用了对比式传记的手法，为读者拉开了20初期那段摄人心魄创造之美的序幕。那时，故事的两位主角一个在繁华的文化艺术中心巴黎，而另一个却在瑞士北部“如死水一般沉寂”的伯尔尼。1900年2月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四猫咖啡馆”举办了个人第一次“严肃画展”，他的一幅参展作品《最后的时刻》作为西班牙的代表作之一被选送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9月，毕加索来到了巴黎，踌躇满志地去迎接新世纪。1900年7月，爱因斯坦从瑞士联邦工学院毕业，他是当年数理部获得学位的四位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做某个教授助手的人，这种“耻辱”只是他早年梦魇般生活的开始。他陷入了爱河，养家糊口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打零工，甚至张贴出了愿意做“家教”（私人授课）的广告。尽管他的幽默感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了“上帝创造了驴子，还给了它一张厚皮”精彩佳句，可是，贫穷生活的重压，使得他抱怨这种悲惨处境是其他人有意在他的职业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毕加索的一位传记作者说过有5种因素决定了毕加索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他热恋的女人，作为催化剂的诗人或诗人们，他的生活地方提供了一个羡慕和理解的朋友圈子，以及那只与他为伴、须臾不可离开的爱犬。阿瑟·I.米勒认为“除了没有狗，爱因斯坦在1905年春天的情形与毕加索非常相似。” 
　　在毕加索的身边有一个“毕加索帮”，这帮人在毕加索的画室中见面，画室的门口挂着“诗人聚所”的牌子。诗人的狂放激情与画家的想象力交织在一起，“轮流影响着对方。”其中一位成员回忆那段风狂雨暴的日子时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任何事情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瑞士伯尔尼，同样也存在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讨论类似的论题，他们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亲自定下了“严肃的课程”，大部分是和物理学有关的哲学论题，他们的典型做法是“读一页、半页，有时只是一小段，然后讨论，当问题很重要时，讨论持续很多天”。两个小组的共同特点是都围绕一个中心运转：在巴黎，中心的太阳是毕加索；在伯尔尼，中心的太阳是爱因斯坦。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还很留恋他的“科学院”，他说“在伯尔尼的时候真实太奇妙了”，“我们的科学院一点也不比那些我后来了解的值得尊敬的科学院更幼稚”。特别应当提到是，1905年那篇论述相对论的论文没有列出一篇参考文献，但在论文的结尾处，爱因斯坦却向米凯莱·贝索一人表示致谢，其人就是“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一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