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关于这种能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人们仅仅用道德行为的效能，来解释和论证它。但是，人们很快就抛弃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而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享乐主义的规范中。因此，从21世纪初开始，伦理专家就不再明白，自己从伟大的改革家那里继承的能力，具有何种性质。改革家们的效能，似乎完全与伦理观念毫无关系。

    傅查：要知道，从孔子以来，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中的重要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是在“人伦与事功”的标题下研究人生价值的。凡是热衷于在生理需求或遗传倾向中，满足物质欲望的人，都不能回避享乐性。由于这种伦理观念会把愈益模糊的道德力量卷入其中，从而在根本上成为一种表现权力与身份的方式。这就使人们更不能回避物质追求。他们愈是把自己局限于享乐主义之中，就愈会感觉到自己的实践在悄悄脱离古老的伦理观念。

    记者：随着享乐主义的观点，强加给文学和社会学，伦理观念越来越模糊了，一些作家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神奇，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奇特的世界。在读者眼中，有些作家变成了一个魔法师，作家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现在似乎来源于他本人的经历。

    傅查：因为他们是作家，人们就认为他们拥有这些能力。我认为，作家的道德作用不一定与伦理观念有联系。因为作家的知识具有某种奥秘，他甚至掌握了几乎是魔鬼的秘密。读者越来越能接受这种想象力的状态，因为作家既具有神圣的力量，又具有魔鬼的力量，是不能用凡人的尺度来度量的。其实，文学创作起始于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实践，但是随着享乐主义推行其性享受的神话，它逐渐被人遗忘。虽然这种实践的起源和含义已被遗忘，但这种实践活动一直存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审美是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制度中，后来被各种新神话所遮蔽。

    记者：如果说作家在读者眼中变成了一个魔法师，作为作家的你，则不可能这样看待自己。你明白那种神秘的文学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因此你不能解释读者何以如此不合作，你也不愿承认那些构成这种神秘力量的古老观念。

    傅查：在我个人的理解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创作意志，是被一种神秘力量传达，或类似的遥控操作，所以我将要把创作现象归因于倾诉本身。虽然这种说法凭空无据，但决不能被视为虚假的说教。伦理观念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东西，也不是它自认为的那种东西。它实际上远比其表象复杂，不过是信服和迷惑的组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功能，通过一种奇怪的翻转，人们的思想又跳回到几乎两个世纪之前：在历史、虚构的故事和模拟的世界之间，文学艺术发挥着消遣和娱乐的游戏功能，同时将虚构的伦理观念和对邪恶势力的批判概念等同起来。

    记者：在《秦尼巴克》出版之前，你的思想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在你同时代人的作家中，我们看到了从未敢提出的奇妙公理：文学说到底仅仅是文学。

    傅查：是啊，这里除了表达思想的空洞形式外，只留下一个具体的现实，即作家和出版人的结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概括了各种异化，他们既被联系起来，又被分解开。正是这种情况，使作家的全部精力，向版税汇聚。谁也不能掩盖这种生存状态，没有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其发展后果的作家了。物质欲望消解了作家的神秘性：废除了灵魂自我认识，消除了谴责的喧哗。

    记者：但在另一方面，你扩充了前卫创作的文学能力，你应该被更多的人关注你的存在：你的存在隐藏在社会的背后和低层，你的创作表现为一种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无所不在，这就是分布在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你把这种存在变成一种绝对的观察，一种纯粹而谨慎的表达方式，在不用作秀中进行创作。你把边边疆人的灵魂倾诉变成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你以一种平静的运动，抓住自己而又放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