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历史眼光，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读者在阅读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聪明人。

    傅查：任何一个谨慎的人，只要具有在边疆工作多年的经验，也能胜任我的工作。写作仅仅是人类庞大灵魂工作中的一部分，认清这一点，就能保证对写作负责，根据写作的意愿，搜集各种有助于作品的现实人事，仔细研究人性行为和情绪变化，相应地使用温和或强硬的态度，虚构自己喜欢的故事，不需要协商劝慰的词语，或威严的口气，难道这一切不应是打动任何读者，不论是美学还是审美过程神圣准则吗？

    记者：据说，黄川教授是第一位发现你具有“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的长者，是他把你推荐给很多出版社的。我听说好几家出版社收到《秦尼巴克》时，毫无边疆历史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们以满腔热忱看好这部小说，因为你的技术发挥关系到许多边疆人的存在问题。你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前人提供的经验，试用了各种写作方法，可你很快就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写得很糟，也不是因为艺术价值太低。这部书的出版难度与边疆历史的复杂性，是有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们不能不对你产生怀疑，认为边疆历史可能并非是这么复杂的原因，而只是文学作品的陪衬。你发现利用当时已知的写作方法几乎毫无作用，由于怀有博爱之心，你决定不使用任何引起人们强烈不快的叙述话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文化在创作中无足轻重。由于你的倾诉像角斗士，由于你在文学界中并不是权威，因此《秦尼巴克》一再被冷落，甚至让你修改了三次，还是没有被他们看好。

    傅查：我认为，许多人开始接受我的倾诉了。实际上，我并没有倾诉苦难，而是在倾诉边疆人的一种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文学的形式，至多是用文学来为边疆人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其基础是边疆人的文化地位，这不是地理和肉体的倾诉，而是边疆人的灵魂的倾诉。如果说我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其原因并别人不了解边疆历史，而是有些人控制了所谓的文坛。因此，赢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对边疆人产生尊敬的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而这只能是良好的文学能力、高雅的心灵风度、庄重的语调和敏锐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效果。愚昧无知，没有原则，尽管可以用一种专横来维持，但只能引起抵抗，而且总是激发不信任感。我已经获得支配倾诉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和管束自己的行动。我应该具有坚定的性格，偶尔施展一下我的人格力量。我应该尽量不去恳求别人，而一旦有苦难就要援助。我的弱点像优长一样多，需要别人的援助。 

    记者：在《秦尼巴克》里，越轨的梅芳受到极其有礼貌的对待，但是她却总是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这在边疆英雄家族中是无法容忍的。德英阿在谈到自己的猎艳史时总是出言不逊。锡伯营决定对他实行严厉管教。为了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被父母赶出了家园，惩罚胆敢对父母大逆不道的强硬态度。据说，有人警告你，小说不能这么写，并且顽固不化地掩饰民族的劣根性，今后你将受到各种理所当然的严厉批评。

    傅查：有这样严厉态度和威胁，我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我会坦白说，我丧失理智是因一段无法实现的深度写作所致。这样坦白之后，理解变得容易了：从梅芳的私奔开始，一种最理想的变化发生了，那些寡妇们从此平静下来，并且百般表达对德英阿的感激，因为是他使她们结束了长期的烦躁，使她们内心恢复了平静。这部书的每个情节都可以用人类学的术语加以转述。应该说，你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作家应该发挥想象力的作用，通过观察和思考足以使隐秘的人性显露出来，使邪恶的念头消失，使疯狂最终让位给理性。正常的批评，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能够一下子揭示过失和恢复道德秩序。所以，我接受别人对我的批评。

伦理观念与文学向度    记者：除写小说外，你还是个批评家，正当有关文学创作的失语试图，呈现出某种实证的含义时，你却进入了一个似乎能创作好小说的不确定领域。这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一方面，你使自己远远地处于一个非理性的伦理世界，批评的锐气已经消失的客观领域里。但是，与此同时，你却倾向于与小说创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回溯到文学向度的联系。

    傅查：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世界，以及古典思想造成了伦理结构诞生的条件。这种结构将变成观念的核心，成为象征着中国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道德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狂与无序的关系。作家正是从这些关系中汲取了文学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在作家通过这些古老的伦理观念，把能力本位交给了创作，而读者则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洞察作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