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的，面对异常复杂的新疆近代史，你经历了一个审美创作的过程，不是抽象的过程，而是洋溢着情感和想象活动的过程，因而是极其具体的情境性和探索性的过程。你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边疆狂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们必须懂得，自己受到人性监视、审判和谴责；残暴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

    傅查：面对这样复杂的历史，要想按照任何普遍的审美创作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形式，那将是十分困难的。文学艺术和美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文化情境与文化传统之中，各种人类群体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图式，在美的价值和类型上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每种文化在艺术和审美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用二十年的时间，研究过新疆近代史，它的复杂性让人震憾，但我有意识地吸收了新疆文化的营养，这样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印象，使我仓皇失措或驱散原来的偏执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顽固不化，就重复进行宏观思考。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强硬的语气和刺激语言，否则会引起读者的反抗；要使读者懂得，我是为了人性探索而不得已使用这种残暴的故事；有时作家可以跟历史开个玩笑，但不要过火。这种十分明显的写作态度，必要时可经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一切都应为了最终使虚构过程变为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使罪人的灵魂产生悔恨。只有产生了这种结果，作家才能同意停止心灵惩罚，因为作家可以断定，这种心灵惩罚会在罪人的良心中继续进行。对人性进行了多次思考，并给人性戴上各种面具，那些个罪魁祸首的灵魂，终于显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丧。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羞愧，可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为了使这部小说有一种真实感，我使用了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希望以后这部小说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预期的效果旋即产生：学林出版社的曹维劲社长认为，《秦尼巴克》是学林出版社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书，并一再表示做好这部书。

    记者：然而，也有一些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历史虚构化。这些人被安置在审美传统的禁区，形成一批新的阅读者。对他们甚至谈不上用现代性手段。当他们谈到素花及其解放活动时，往往忽略了你对她的虚构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素花是旧时代的“祖国与母亲”的象征，但有人认为你受到魔鬼的启示，竭力招揽崇拜者，以不服从世俗为借口，挑动读者的愤怒，并以此为乐。显然，历史和真实事件，在你的审美创作中，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在《秦尼巴克》中，叙述和结构显得更为重要。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他人，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有不可抑制的权力欲望的人，政治狂热导致的混乱，即使是野心所致也不能宽容。他们应受到最彻底的人性审判，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他们给边疆带来了灾难，而你的倾诉，正是《秦尼巴克》的存在理由。 

    傅查：我想，把人性审判的事，交给理性这个权威。我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运思状态中，永远跟随着自己的社会良知，面对自己的过失，要求自己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为了表现固化的理念世界，永康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另一种无休止的人性审判。而素花和安娜承担了所有不幸、苦难和折磨。在这部小说中，根据人类社会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谴责和惩罚。我这样构思的唯一后果是，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我每时每刻在网上受到谴责，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文学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我创作的并引以为荣的这部书，不是观察、诊断和审美的历史领域，而是一个文学创作领域。在网上对我进行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哲学深度，即造成了一种写作的悔悟，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这种背后放冷枪的人。

    记者：黄川教授说：“这是第一部描绘新疆近代史的大书，作者用人性细节来审视生存环境、民族习性和社会组织，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除了苦难、罪感认识、无休止的人性审判外，我还应提到这部小说特有的历史结构。这种结构在你以往的小说中没有出现，即对心理活动和景物描写的淡化。在跨越七代人的历史空间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阅读需求与人性探索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生活的一种间接体验。在《秦尼巴克》的前五章中，我们发现与历史真实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小说人物的地位发生变化，人性的最深层意义被挖掘出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状态，就有可能出现了。 

    傅查：我得感谢黄川教授，尽管我和黄川先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换审美创作的探索这一点上，我们的真实意愿是一致的。我在前面已说过，创作的激情来自感悟之后的虚构，想象力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边疆历史，成为我写作中最重要的参照系。我掌握着作家的虚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