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查：人性是微妙的，似乎通过一种意外的事件而显示出来。在一种反馈性观察活动中，人性除了自身之外，绝不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作家在创作中设置的镜子，使人们在肆言放行后，必然会惊愕地发现人性的多元性。其实，我摆脱了以往纯粹“假大空”的抒情枷锁，不让小说人物失去自由的本质，即人们自鸣得意的自由。我对自己所认识的人性负责，使自己进入一种不断自我对照的人性观察中。德光这个小说人物，总是呼唤着和平，特别是他早期反清抗俄的经历，更是给人无穷的沉思，他最终因成为他人的欺骗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这样，生存意义就与羞愧联系起来。这羞愧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同出一辙，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他人身上蒙受羞辱而产生的，并在能够认识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惭形秽。 所以，他从一个英雄变成了麻木不仁的酒鬼，这样的人，是最具人性魅力的人。在他父亲德英阿身上，也具有人性审判的诸多行为，同时还闪烁着人类的美好属性。

    记者：由于人性这个镜子作用，正如反思所起的作用一样，人性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此外，人性每时每刻还受到外界的审判，不是受道德或科学良心的审判，而是受某种无形的常设法庭的审判。德光所憧憬的理想世界，就是一个边疆的中国花园。他的设想在打击沙俄侵略者，尤其是最初在喀什噶尔给英国人当翻译时得到部分的实现。为了使人性审判能发挥作用，你必须虚构具有威严的父亲形象。所以，在《秦尼巴克》中，必须有恶魔和恶棍的形象，这样人们才能懂得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因此，恐怖无情的战争场面，也应是人性审判的重要条件。

    傅查：我认为，逃脱人性审判的唯一办法是严格自律。为了抵消这种人性审判的恐惧，就需要让一种更直接、更可怕的人性审判出场。若想遏止不可抗拒地折磨着他的邪恶观念，除了用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恐惧印象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天，沙俄侵略者占领了锡伯营，勃烈日斯基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他怒目呲裂，吼声如雷。他身后跟着一群清朝官员，伊犁将军手持长长的烟杆，命令素花给侵略者下跪。但素花没有下跪，问她母亲芙蓉怎么办。芙蓉大声对勃烈日斯基说，要想娶她女儿，先叫她阿妈。写到这里时，我为素花和芙蓉的伟大形象，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泪。对受辱不惊的伟大母亲的侮辱，我是用眼泪倾诉的。我的眼泪，就是母亲的产血和乳汁。背着沙俄侵略者，芙蓉给德光和素花举行了婚礼，勃烈日斯基大怒，赶到锡伯营枪毙了芙蓉。这时，锡伯营总管命令梅芳把德光交出来，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折磨。德英阿恐惧地退出后，梅芳陷入在眼前的惩罚和来世的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其痛苦的困境，并遭到了总管大人的毒打，但她没有哭一声。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德英阿出卖儿子的选择占了上风，他决定把德光交给沙俄侵略者。但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妻子面对沙俄侵略者和总管大人的残暴，居然没有流一滴眼泪。 由此，我们不难意识到人性在文学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母亲形象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的又一显现。对边疆母亲们，我投入了空前强烈的敬重，这是血泪和灵魂的倾诉。

边疆历史与虚构逻辑的魅力    记者：《秦尼巴克》作为一部虚构小说是完全合理的，不管有人如何谩骂你。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合理存在，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审美。在美学方法论上，一些人总是标举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强调文学与历史的有机统一，要求历史从哪里开始，文学创作也从哪里开始。前不久，我在你的个人主页上看到，有人骂你是边疆的败类，好像模仿对罪犯的惩罚，恨不得对你使用同样的监狱、同样的地牢、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秦尼巴克》中，虚构逻辑和历史性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创作原理的旧模式。或者说，你使用的是当代逐渐为人所知的现代性叙述方法，但是，你是把形式当作创作手段来使用，把虚构变成真实历史，又把真人真事变成虚构历史--这种转换在你的《秦尼巴克》中，并非是一种无足轻重的探索。

    傅查：在美学和文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逻辑展开，思维的材料（历史），屈就逻辑的神威，这不能不给人以空疏之感。由于人们对历史性质的各种古怪认识，受孔孟思想的浸洗和淋浴，一直把歪曲的历史当作灵丹妙药，其目的是使机体审美疲劳，大伤心灵元气，达到愚昧的顺民状态，使思想枯萎，愚蠢的纤维得以放松。诚然，有人还认为，我的这部作品除了令人愤怒的效果外，还有骤然不快的感觉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即创作脱离了历史的形式，改变了边疆英雄的性质。但是，这些认识依然属于文学思辨范畴。而在一些读者那里，创作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学术手段，虚构是创作中的常用手段，它被视为一种决非无关宏旨的手段。如果把文学创作作为一般历史范畴来考察与研究，满足于驻守在形形色色的逻辑起点上，演绎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体系，而不顾及文学创作本身存在的历史情境与变迁形式，我们怎么能立足于历史的眼光，创作出更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能够制服拒绝严肃作品的时尚顽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所支配的庸俗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