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盛世才释放了许多带镣囚犯。永康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为是基督徒，他是以寻找父亲的行为，表现出了最严重的人类弱点。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金顺子，成功地刺杀了新疆主席杨曾新，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为整个新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在替母亲复仇，他长期忍受着一种殉难的痛苦，以及他的躁狂症所招致的无数灾难。尽管他的个人欲望十分严重，你仍把他列为另类边疆英雄之中。但是你处理他的方式与处理其他人不同。你让他从土匪成为国军长官，结果在这个自我陶醉的人身上，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人性效果。解放军进新疆时，永康放他出狱，他在获得自由后，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让他感到羞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他主动去喀什噶尔看父亲德光，没有想到，德光的三个儿子第一次见面时，金顺子死于同父异母兄弟德宝的枪口下，德光死于儿子金顺子的枪口下，而永康的卫兵一枪击毙了德宝。从此，永康的思想变得比较实际了。 

    傅查：“人性”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当复杂的。良心和道德，不断地被人否定，被人讥讽。对于边疆移民来说，这正是他们争取获得自由的生存要素。永康因此而得到承认，而且他以为许多外来者，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无法从中直接感受到的现实中解脱出来。譬如，在“文革”中，解除了枷锁之后，周围人的冷漠和敌意束缚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缄默中被释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认的、徒劳展示自己的真实中，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心灵景观，甚至不断受到羞辱和批斗，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扬。后来，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当官时的化身，而正是他的存在本性。因为自由已被政治游戏束缚与取代，使他陷入绝望的孤独，奚落的审判已被一种忏悔的独白所取代，而这种语言在他的缄默中逐渐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已被冷漠所取代。从此，他受到了比坐牢和枷锁更真切的禁闭，完全成了囚徒。李静陷入越轨范畴，而她认为与耻辱无关。她变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转移到内心，并向他人显示，她不过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蛊惑，敌对者的面孔消失了。她不再感到罪恶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关注，人们转移了反抗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在自己前进时，不断后退的一个界限。虽然永康被解除了枷锁，但是他的心灵又带上了耻辱的枷锁。他感到自己受到惩罚，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无辜的迹象。虽然他摆脱了各种肉体惩罚，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的苦难曾是他的光荣，他的人性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面对道德围观者，他没有抽身退步，仍然期待着人类另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早晨。

    记者：在《秦尼巴克》里，你把幻想的形象变成了现实，尤其写到“文革”时期时，理性与疯狂不断地展开对抗，生活的天意像乾坤倒转了。如果永康能借想象力，完全真实地预见现实，那么现实还有什么用？你让他20多岁之前就经历了一切人生苦事，那么你让他活到90多岁有什么用呢？他的晚年变得太离谱了，太可笑了，不适应现实了。在一定意义上，道德欺骗了他，如果他心甘情愿，那么道德欺骗使他受害，把他骗入政治游戏，简直可以说，通过欺骗把他交给了上帝。“文革”时期的批斗，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摧残，这种摧残和压制是最彻底的。人性恶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直接渗进各种事物中。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一种非理性游戏，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游戏。

    傅查：我还要祝福永康，因为他一生都追求了严肃认真的生活。在无序世界里，他的存在意味着经受了人生考验。尽管厄运笼罩着一切，他仍然在日常现实中，寻找着个人存在的完美性，他不像世俗那样无情地评判恶人坏事，在于确实希望完善，而不是把这一笔勾销了事，从而毁灭自己，也不是把厄运当作梦幻来接受，而是在现实中谦虚谨慎地渴望人性的高贵性与完美性。所以，在无数次的灾难中，他不再有任何严肃认真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并在沉默中回到了现实。在一种最终沉默的意识中，他仅仅表示一种可悲的人性，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人性语言，因为他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罪状。永康的沉默不语，是那一代受害者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与批斗时的彻底坦白相辅相成。永康待人宽厚，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后，还希望更好的时代来临，会有人性援助降临，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就这样不放弃人性的高贵形象，这就是他的使命，一生没有留下越轨违戒的劣迹。对他的苦难，我们何必大惊小怪呢？在那种年深日久的伪道德中，越轨违戒的主题早已经控制了道德的源头本身。在完全不同的一种意义上，永康得到了人性高贵一面的援助，使他更加坚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