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锡伯营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凡是能保留在八旗制痕迹的东西都没消灭。直到辛亥革命暴发后，八旗制的最后遗迹才被清除。过去，锡伯营在社会范围内继承了皇权制的几乎绝对的权威，从而成为一个“英雄”民族。现在，锡伯人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存在和打仗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弥漫了锡伯营。但是，这种牺牲是双重的。首先，它们实际上支配了保家卫国的核心部位。因此，当皇帝精神错乱中腐败后，这些边疆英雄表面上狂暴失调时，坚实的基本美德不为所乱。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力量存在着。它甚至一般不会被最严重的失败所影响。

    傅查：正是这种道德力量，使我在创作中弱化了道德因素，而是通过人性细节显现了更大分量的意识特征和象征的意向性。我可以证明，通过人性描述，表现出纯净的美德和严格的原则。大多数有幸存活的边疆人，对配偶疼爱，对子女慈祥，对客人热情，对职责尽心竭力。除了在边疆地区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超过边疆的人情。这种不可剥夺的美德，既是人性的真相，又是罪恶的消除。这就是为什么边疆人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够发挥“英雄”作用的原因。其实，边疆就是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的地方。皇帝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显然，婚姻对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放荡、通奸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逐渐地败坏理性，最终导致彻底的堕落。在那个时代，普遍的经验证明，好男儿必须当个英雄，才能荣耀家族，是维持良好习惯和秩序的最可靠和唯一的活路，也是严格执行关于机械劳动的法规。由此可见，皇帝给边疆人提出的任务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边疆人。所以，边疆人从骨子里就好战，经不起失败的厄运。

    记者：因此造成一种冷漠态度，如果说法律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那是因为“皇帝身边的太监”，并不承认边疆人的牺牲。皇亲阶层的贵族们生活在腐化之中，边疆人往往被忽视，有些移民几乎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在《秦尼巴克》里，虽然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克服艰辛与苦难，在多年和谐一致的气氛中欣欣向上，但是还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家庭，触目惊心地展示着放荡、内证和贫苦无告的情景。 

    傅查：我的作品没有展示放荡，哪怕是对最堕落的女人，我同样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与关怀，甚至流着眼泪写的。在伊犁将军的主持下，锡伯营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清朝的腐败，引起边疆各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锡伯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用一种亲和的方式来维持生存，所以历史上有了素花这个人物。她是追求完美性的女人，完美性是一种幸福的境界，而完美和幸福，是在对立矛盾中实现或获得的。对于素花的献身，我们不能诉诸被遗忘的本性，而是起一种唤醒社会良知的作用。我还要指出，安娜不是慈善家，而是人性善的榜样。她借助于信仰，把素花和永康从困境中抢救出来。在中国花园里，安娜的存在受到嘲笑、鞭挞和受辱，最终被红卫兵活活烧死。一般说来，人只有通过矛盾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而这是一切人性中的不完美性。安娜是牧师，一个普遍的事实证明，基督徒只有在罪责意识中，才能坚定信仰，才能到达天国的入口处。所以，在《秦尼巴克》里，安娜是完美、受难、悖论的象征，从她身上看不到人类的世俗性。 

    记者：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贫困、懒惰、邪恶和叛乱都以同样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对共产党人和富商进行大屠杀时，大学生也被网罗于其中。而且所有被屠杀对象都被认为形同犯罪，属于人类的原始堕落。在《秦尼巴克》里，你把盛世才时期的残暴，归属于社会缺陷。因此，这部小说的主题、形式和内涵都显出与众不同之处。能否这样理解，主要的和真正危险的厄运，是那种从上层社会产生的厄运。 

    傅查：那时候的边疆，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绝不会成为类似世外桃园那样返朴归真的空间，而是一个叛乱四起的非法领域，一个劳动改造的场所。在那时的边疆，什么样的罪人、恶人、囚犯、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有，边疆人的生活和行动，全部由皇帝加以安排，以保证这些劳动改造能发挥作用。对盛世才，我不想谈什么，在《秦尼巴克》里也没有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