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查：是这样，那时候“英雄家族”被这些虚构的价值笼罩着，因此不受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影响。在我的创作中，问题是如何营造一种能够表现最古老、最纯净，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移民环境，即那种与社会环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环境。实际上，几代边疆移民们分离出皇权制度的社会结构，在边疆又象征性地重建了这种结构，并让它在历史中随波逐流。他们总是追求那些不合时宜的结构和象征，因此可能会完全不适应时代，落后于时代。而且恰恰是在野性显示了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某种永恒的回归的地方，将会慢慢地重新出现一种创伤，即无法追忆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创伤，已被遗忘的乱伦和惩罚的痕迹。很显然，在边疆移民的意识和观念中，都有对父亲形象的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理解。如果我们在阐释那种具有鲜明的父亲特征，尤其是那些出自于神话观念的父亲特征时，预先就弄清楚皇帝身边的太监形象和特征，那么，我们就对“边疆英雄”的无奈特征和形象，作出较为切实的理解。从而对边疆移民的意识形态本质，作出历史性的把握。 

人性高贵一面的援助    记者：《秦尼巴克》不是宏大叙述。更确切地说，你用的是一种与宏大叙述的实践方向相反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应该对任何读者都有好处，但那些色情描写除外，因为许多人认为德英阿受到魔鬼的启示，竭力勾引投怀者。按照你的创作意图，德光和永康变成了一个与德英阿的行为互补的父亲形象。 

    傅查：文学作品在本性上，就是要显现出人的心灵品质，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沉湎于荒淫腐朽的贵族生活，这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而应纯粹是一个批判对象。在《秦尼巴克》里，性的问题应该仅仅从那时的社会关系来考虑，即应该把有关公众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种考虑置之一边，仅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的力奋，以便有效地控制人性恶。近代新疆史是非常复杂的，战乱造成移民的苦难，导致他们绝望和忧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检查一下边疆的登记簿，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独裁者和野心家，还有许多被来世的恐怖描述吓疯的边民都夫。在“旧制度”和军阀混战期间，由于迷信势力十分强大，或者由于边民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十分激烈，因反抗原因患忧郁症的人数成倍增多。在局势恢复稳定，消除了反清斗争后，这种类型的移民情结并没有消失。总之，近代新疆应该是中立的，但无法排除掉皇权制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绪，因为腐败的皇帝会把边民的思想误入幻觉、谬误，并很快导致狂妄。我想，无论是德英阿，还是德光和永康，都努力维护过人性高贵的一面，而且以最高的勇气和智慧，追求过那个时代最理想的人性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性的目光，去审视那个时代的男女性事。 

    记者：但是，你所关心的是减少政治游戏的图像形式，而不是减少政治的道德内容。你笔下的安娜的形象，既可爱又可亲，说明宗教一经过滤，就拥有消除邪恶的力量，就能驱散坏意象，安定情绪，使人返朴归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情怀。正是在这方面，安娜的传道活动，具有了治疗心灵创伤的效果。你描述了几个红卫兵焚烧安娜牧师的故事。尤其是，锡伯美女素花为挽救整个民族，献身于沙俄侵略者。战争结束后，她差点患上一种强烈发作的歇斯底里症，以为自己被恶魔缠身，那两只黑狐狸化作各种形状纠缠着她，有时发出鸟叫的嘈杂声，有时发出凄凉的声音，有时则发出刺耳的哭喊。素花分娩时，被婆婆拒之门外，安娜帮素花扶养了永康。永康是被两个母亲养育成人的，通过这两个母亲的伟大形象，你表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出色地描绘了母亲的完美性。

    傅查：事实并非如此，那是想象力唤起的形象，不是真正完美的形象，还缺少现实性的苦难，或者说苦难的现实性。幸运的是，安娜更注重生命的自然属性，而不是修炼驱妖术。他相信能够通过大自然的恩惠，移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位开明仁慈的俄罗斯女人，支配了永康的思想，设法诱导他离开邪恶，操持家务，甚至保卫新家园。当永康回归到这种极其纯朴的道德环境时，他就不可避免地与人性的美好属性携起手来。譬如，有一个少女，被马仲英的士兵们奸污时，永康表面温顺虔诚，而其实性情热烈，他被自己的内心倾向，约束自己行为的严厉准则的对立，折磨得六神无主。他默默忏悔，想劝导士兵，但毫无效果，于是坚定地用三枚手榴弹炸死了十个士兵和少女。他被押送到库尔勒后，根据安娜的教诲，按照同样的生存原则，给国民党部队当翻译。他的良知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后，他意识到军政府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会主题，即让人们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对共产党的顺从。他必须继续从事自己的道德事业，但是要排除狂热的政治运动，在家庭、劳动和社会生活方面要绝对如此。 安娜也好，永康也好，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人格力量的追求。事实上，美是人性高贵一面的表现，它与腐朽堕落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