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中国，伟大往往是一种图腾相关的迷信，由于清代皇帝的腐败统治了精神领域，在边疆当个英雄，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无奈的心态，表现了自我存在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安班这个英雄家族的销声匿迹，意味着边疆英雄开始进入一种幼稚状态。在《秦尼巴克》里，一切安排都使人变成未成年人，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移民后代。必须给他们立竿见影的奖惩，否则就没有效果。必须实施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新的引导。

    傅查：这就充分表明，文化上所赋予的观念，或信仰系统，对社会有序性的产生和维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必须认清《秦尼巴克》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只要看一看《新疆简史》，你就会发现，历代统治者使移民绝对服从，然后再鼓励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这种工作应该用一种诱人的手段，使他们做起来感到愉快。长期以来，内地人把边疆视为流放罪人的地方，但这是用限制和监护规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种流放地，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准确地表现边疆人的生存状态，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十分强调“英雄”的概念，用“英雄”把边疆人和创作联系起来的话，在表面上，这种“英雄”把边疆人置于一个正常而自然的环境中，但实际上更异化了边疆人。皇帝赋予边疆人以生命来保卫祖国的身份，而这种古老的爱国意识变成了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后，便把边疆人当作有理性的工具。 

    记者：《秦尼巴克》既是一幅想像中的历史画面，又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结构。人性探索既是你创作的出发点，又是你所逐步实现的目标。通过赋予那些在社会中尚未损害的原始价值，你使“英雄”发挥到一种解除精神错乱的作用。在你的玄想中，“英雄”是被边疆人视为一切荣耀之源的“存在”相对立的存在。但是，你在把“英雄”引进日暮途穷时，则采取十分荒诞的方式，使之显得既符合边疆人和各种野心家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同时又是这些关系的准则。所以，你给读者制造了理解的难度，就像吴俊教授所说的那样，这本书期待着有悟性的读者。

    傅查：你应该看出来，在那些个皇帝的时代，边疆成了一种剥夺移民的实际自由的具体处境。边疆英雄的全部存在，在这个为他们准备好死的世界里，被我们可以提前称谓的“爱国情结”包裹起来。在我的创作构想中，皇权制围绕着意识形态的腐败，扼杀了多少边疆英雄。《秦尼巴克》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我想通过一种新的神话，使这种历史积淀具有某种生存理解的意义。这种意义被说成是边疆移民文化，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积淀是由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的，仅仅是在边疆定型。当时，移民在“英雄”中被双重异化（流放），一方面是被皇权制的虚伪性，可以解除精神错乱的神话所异化，另一方面被按皇权模式具有异化作用的处境所异化（疏离）。那些背井离乡的移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情的结局虽然尚无法预测，但肯定将与半真实半想象的“英雄”辩证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那种狂暴的表现，人们曾经必须将其解释为对皇帝的亵渎，所以必须视之为对“败类”的不断进攻。因此，在这部小说里，过去那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可补救的重大冲突，就变成了本能对牢固的皇帝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击。 

    记者：在《秦尼巴克》里，人性的演变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令人吃惊地汇聚在一起。那些爱恨无能的末代皇帝们，往往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交给移民家庭，而不是交给国家。边疆人便成为爱国责任的担负者。但是，如果边疆人把这种责任，也可以托付给皇帝和太监，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而你恰恰是在边疆虚构了一个模拟英雄家族。这既是一种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种实际的生存环境。由于皇帝腐败无能，安班这个人物，就变成了由各种符号和行为构成的虚拟英雄。然而，由于一种十分奇怪的交错作用，后来的永康摆脱了“英雄”的责任，同时却保留下与英雄相关的人生价值。在边疆人的苦难再次成为一件国家大事后，国家仍会将边疆人留在强制性的生存环境中，边疆人依然是炮灰，理性仍将长久地对边疆人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