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查：没有什么奇特。我不太喜欢各种礼仪活动，觉得那不是亲密无间的交往，不是精神领域的对话，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围绕着边疆人生活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所有人的表情与我相同，或与我的祖辈相似，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我依然是一个陌生的边疆人，一个典型的边疆人，因为人们不仅从外表上，而且从我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神态上审视我。我不停地倾诉着这种名不符实的陌生客人的存在。人们对我的观察、礼节和伪装，无声地强加给我某种社会人格。我要不停地对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种东西的挑战。这样，我不得不使自己变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理性之城，欢迎我的正是这种身份，我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 

    记者：在《秦尼巴克》里，对人性进行强制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元素。人性系统的基本要素是，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边疆人建立一种自我克制。在自我克制时，边疆人的自由不仅受皇权和政治风云的约束，而且有些人不断地因承认有罪而受到威胁。必须承认，历代边疆人不是屈从于那种单纯否定的自然环境，而是被控制在一种特定的移民政策中。前者只是解开束缚，将边疆人的深层本性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后者则用一个奖惩系统来禁锢人性自由，把它包容在虚伪的道德意识活动中。

    傅查：你说对了，中国人的道德是虚伪的，很容易把一个人从谴责世界推向审判世界。显然，我在这种参照系中，找到了边疆人的心理学，因为几代边疆人的生存状态被置于道德的观察之下，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伪饰。人们只能根据它的行动来审判自己，不能指责自己的生存意图。他们的奥秘也不会受到探寻。而我的写作仅仅为自身可见的虚构故事负责，其他因素都陷于沉寂。除了边疆人事的可视部分，道德已不存在了。《秦尼巴克》里描绘的那种人性冲突，不会再被伪道德和驯养所破坏，但是却不允许有个人的特立独行，只有集体主义的相似性，只允许有愚昧的亲近性。最初构思这部小说时，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清楚，我曾扮演过囚犯，你可以监视、刺探和贴近，实际上你却越来越远离边疆人，因为你接受和承认的，只是边疆人的价值。边疆人在中国历史里，永远只能是一种移民和人口分类体系。所以，我的写作是一种单向倾诉。这样，既保留了我的单向倾诉结构，又增添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似性，一种无回应的新的小说结构。 

    记者：我过去一直认为，新疆近代史的复杂性，很难用文学形式表现的，而在你的《秦尼巴克》里，通过浓缩与抽象——由此一种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经出现了。这种形象对于以后的文学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你在讲述一个个狂暴不止的暴躁边疆人的故事时，推崇秩序是就因人而言的，离开了人，秩序就失去了人类性的内涵。所以，你从移民的祖先信仰出发，创造了富有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从安班到德英阿，从素花和安娜，以及永康、金顺子和德宝，这些人物与你的想象力一起在中国花园里生老病死，那一幕幕极其残暴的人性细节，让人突然震憾起来，几乎每看几页，就能看到有人死了，读者很难做出判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当我看完这部小说后，紧闭又眼，默默地陷入对你创作的思考。我觉得，在当代文学界，有某种新事物诞生了。这种事物不是泡沫，而是经典。

    傅查：我们知道，人是一种能创造符号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有理性和好奇心的动物。因此，人不能漂浮地生存在一个由随意的现象与无目标的行为，所组成的无秩序世界中。你想一想，直至20世纪初，在内地人的眼里，我们的存在只是神秘而抽象的无个性的移民。在边疆，除了战争之外，毫无生气，伊犁将军也常常是从被流放者中挑选出来的。相反，我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理性和疯狂之间，设立了一种虚构的调解因素。我是一个边疆作家，又加上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社会给我提供的这个符号和地理身份，经常被内地人埋没。对创作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一些不入流的作家走红时，我既代表被蔑视的陌生者，又代表被排斥的边疆人的严厉理性。我好像手无寸铁，仅仅用边疆人的灵魂倾诉，不断向比我更优秀的作家，发出社会控制的一种技术挑战。我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或使我显得具有威慑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单枪匹马与权威直接冲突的危险。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我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边疆的人文历史。因此，在冲突发生之前，我已具有因热爱边疆而产生的自信。过去，边疆人的理性只有凭借精神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一代代边疆人的血泪史，预先确定了我不能失败。在创作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灵魂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人类性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