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对夫妇，如果丈夫缺少精子，同样可以借用他人捐助的精子与自己的卵子受精，而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同样与其父亲之间失去血缘上的遗传学联系。同样，一对父母亦可以完全借用别人捐献的精子和卵子来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血缘上（遗传学联系）完全失去了与社会父母的血缘纽带关系。这样，孩子就拥有了一对遗传学上的父母和一对社会学上的父母。

    近年来，“出租子宫”正在成为美国一种新兴的商业服务，即所谓的“借腹生子”或“代理母亲”现象，亦就是通过租借别人的子宫来生育自己的孩子。这种新的生育服务，更加引起了父母和子女之间血缘、伦理关系上的复杂化。如果一个子宫有缺陷的母亲，可以将自己的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植入其他妇女（即“代理母亲”）的子宫，借别人之腹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这种孩子的“生身母亲”（生育上的母亲）和血缘关系（遗传学）上的“血缘母亲”角色便出现了分离。

    在上述的各种情形之下，子女与父母的社会和血缘关系，比之自然的传统生殖方式下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血缘、伦理上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已经不可能适用，试管婴儿技术与现行的生殖、法律、宗教、文化等传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尽管采用试管婴儿技术方式生殖的婴儿数目，在全球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传统的母体生育方式和自然生命伦理正在受到人工体外生殖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颠倒的生育伦理

    在美国中西部衣阿华州有一个叫苏市的小城。42岁的学校图书管理员施威策夫人第三次顺利分娩了。可是这一次她分娩的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自己的一对孪生的外孙和外孙女。

    原来，施威策夫人20岁的女儿克里斯特患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没有子宫。四年前施威策夫人带着克里斯特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对医生央求说：“克里斯特天生喜欢孩子，希望你能把我的子宫移植到她的身上，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了。”医生听了大吃一惊，问她多大年纪，答曰：38岁，已有一子一女。医生婉言拒绝了她的要求。将自己的子宫捐献给女儿的努力失败后，施威策夫人决定为女儿妊娠孩子。

    像施威策夫人这样为亲生女儿代理妊娠的事例，在美国当时尚属独一无二，人们缺乏基本的心理准备。因此，人们对施威策夫人和她女儿的做法反应强烈。从传统的生育习惯和伦理标准衡量，孕育两个孩子的人是施威策夫人，而在社会上两个孩子则归属于她的女儿，到底孩子应该属于谁？传统的生育习惯与伦理都没有先例，人们感到困惑不解。

    首先，孩子长大以后，究竟叫施威策夫人外婆还是妈妈？其次，孩子长大以后，与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也可能出现问题，孩子自己、家庭成员与社会又如何互相看待。第三，孩子的身份与家庭角色又如何从法律上进行认定？

    按照自然生殖（母体孕育孩子）的传统，施威策夫人无疑是孩子的生育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与两个孩子之间存在血缘上的联系。此外，施威策夫人和她的女儿克里斯特究竟谁是两个孩子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呢？大多数人都可能认为她的女儿克里斯特应当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这只是我们将问题简单化的结果。在现代人类生殖技术飞跃进步的时代，“母亲”的含义，应当从什么样的生物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角度去加以定义和衡量，这是今天的人们已经面临而又无法回答的生物学和社会学问题。

    生殖技术改变人类未来

    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引导女性，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繁衍和养育人类。现在她们在社会上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呢？未来她们的形象又是什么样？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的社会学家开始关心这类问题。美国纽约综合医院的神经精神科主任海曼博士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满足了一种重大的创造需要。大多数妇女为她们能够生育孩子而自豪。这种美化孕妇的特有光环——自然母亲的角色，在东西方文艺作品中大量存在。

    海曼博士说：“如果一个妇女的后代很可能不是她的，而是把遗传上优良的卵细胞，从另一个妇女移植到她的子宫里来的，甚至是在实验室里生长的，那么对母性的崇拜会出现怎样的改变呢？”他认为，如果未来的妇女是重要的，那不再是因为只有她们能够生孩子了。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消灭对母性的神秘感了。

    如果体外人工生殖方法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普及，如果妇女都普遍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权利、未来的时代，孩子的身份、父母的角色、祖父母、姑、叔、表亲等传统的亲属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现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而言，生育技术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生育孩子方法和如何生育孩子的技术问题。新的生育技术，将可能对我们现代传统的生育制度、人口控制、社会的人员关系、传统家庭等产生无法想象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