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普通的兴趣，以及大多数真正创造性的工作，都可以在不涉及任何关系的情形下进行。我觉得，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工作，以及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互动，都同样重要。德光属于翻译民族、锡伯族中的普通一员，是这个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坚执和勇敢的代表人物，因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最后的妥协和软弱，经常是傅查新昌小说的主题。《秦尼巴克》里的德光像机器一样连轴转，一生里从未生过病，从没请过假，不知疲倦地用边疆人的真诚和热情来驱赶自己的孤独，以此得到别人的信任。然而一天早晨，他却被英国外交官解雇了，他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于是竟被无情地抛弃了。那种生存的焦虑、痛苦和绝望，来自于傅查新昌对边疆人的深刻洞察，这对傅查新昌和我们都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促使我们这样说：“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活下去了。”然而历史的变革很难设想，除非它采取灾难的形式。德光也曾努力过，他也曾期待着灾难会逐渐消逝，一切纯属心理作用，可惜的是，边疆人的心性经验除了给他增加了更多的痛苦之外，没有丝毫帮助，他是永远无法突破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利用关系的。他一度渴望回到温暖的祖国的怀胞中，一直渴望着母性营养能令他再次被家乡接纳，他也尝试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协助三个不同民族的妻子与家庭，克服他必然会给她们造成的不便，遗憾的是，他的煞费苦心，甚至没能赢得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理解。这种徒劳无功的努力与永康不幸的“寻父过程”，都是傅查新昌极力所表现的现实社会的荒诞属性，他对苦难的定义似乎不遗余力地影响了他的小说世界。在他们遭遇各异却同病相怜的经历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傅查新昌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唯一联系。”

    在《秦尼巴克》里，傅查新昌探讨了苦难与人类关系的意义，小人物的生存焦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又是极为特殊的一类人，评论家们为这些人物保留了一个专有词“异化”。但在傅查新昌的作品中，“异化”就是一种事实，可是某些人从来没有对这种“异化”有过清醒的意识。《秦尼巴克》里的众多人物，虽然可能没有加缪笔下西绪福斯为荒诞献身的悲壮，也没有普罗米修斯献身的无畏和崇高，但作为坚执的边疆人，一个个真真实实的人，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勇毅、坦然和果敢的多元性，以及实现的不可知性和复杂性，这些都是荒诞的极端。所以，德光因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动摇了，甚至因不能改变一点点社会秩序，他的激昂很快就淹没在这样的不稳定的人性激流之中：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也应该委屈求全，他要懂得，各种庞大的政治机构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政治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充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不会改变个人的命运，相反，还很有可能是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

    这种个人与各种庞大的政治机构抗衡的遭遇，使我们又联想到了《秦尼巴克》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永康的遭遇。永康与他的父亲一样，也遇到了来自于社会最高统治机构的折磨和摧残。他千方百计，使尽了浑身解数只为获得生存的权力，但是无论他使用什么方法，无论他的心情怎样迫切，怎样把“心都交给组织”，但组织的门始终是禁闭的。这部被誉为最具有诗史气派的作品通篇都弥漫着残酷的、梦魇般的气氛，几乎每一页都能读到有人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由此看来，像许许多多永康一样的小人物们，不仅仅具有软弱无能的一面，他们身上同样具有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抗争的一面。这种孕育在绝望中的希望，正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丑恶本质的有力抨击。傅查新昌把理性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然后通过永康这样的人物，向我们描述了他们不是天生脆弱、无能，难逃不幸，而是通过外来的困惑和灾难，让永康渐渐加以麻木，又让他们思考如此可悲的命运，并与其进行无休止的抗衡，最终以可笑的失败而告终，这使我们看到世界不是绝对理性的，也并非完全非理性的，所谓的“灾难”不就是人们借以回避自己的渺小、孤独、贫乏、低能和空虚的一层掩饰吗？所以有人些评论家说傅查新昌总是“剥去了生活闪光的外衣，暴露出它最惨淡，最残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