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残酷的新疆近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傅查新昌并不是怀着一种荒谬的热情，让他笔下的荒谬的人死亡或失败，他希望他笔下的人活下去，不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任何信念，也不让他们消极沮丧，而是专注于人类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喜剧精神，灾难现实直接地侵蚀他们，异化他们，最后对荒谬的迷恋使他们“超脱”，让我们体验到他笔下的人物像野人一样天真。《秦尼巴克》中的永康之所以锲而不舍的想要进城寻找父亲，德光之所以不懈地寻求帮助，德英阿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沉迷酒色，不正是他们在反抗社会对人的异化吗？他们抗拒这种巨大权势的垄断，他们不满于如虫兽一般任人掳掠的生活，他们要勇敢地追求正义和真理。也许这种论述会招致非议，认为这群小人物不过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异化的产物，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没有精神依托，彼此缺乏理解、关爱和信任，因此他们所谓的抗争是不足为奇的，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受难，如果没有这些诚实、善良的小人物的无奈和无助，我们又怎么可能阐释“我们也在被异化”呢？我们不正是踩着他们血淋淋的尸体在向前走吗？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被“异化的移民”的典型，他们承受了“地理性灾难”或“政治性非人”的命运。傅查新昌曾经这样说：“一个人独创的智力瘟疫，能给多少人带来启示？活着就是历史，用不着在被岁月烧黑的记忆中寻找安慰。谁在经历着春天里的严冬：冷酷的城市，癫醉的老板，嗜血的妓女，在暗夜里敲不响一扇庇身的门户，而惩罚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忧伤。”
 
    傅查新昌以小说形式表达他的思想这一事实体现了一种骄傲的胆识。这并非消极无为之举，而是对人类思想局限的颇有反抗意味的承认。诚然，他觉得有必要对自己小说中的思想作一番非哲学的解释。他的《秦尼巴克》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对于《秦尼巴克》的艺术价值，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黄川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小说史中，这是第一部描绘新疆近代史的大书，从本质上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作者从一代又一代边疆人的失败，以及这失败造成的种种后果中，得到了创作日益巩固的经典作品的土壤。书中的人物，总是由突如其来的或从世代的禁锢中，渐渐宣泄遗传下来的传统、环境和情欲，引向悲惨的结局。读这样的书，我们需要经历一个心理承受过程，因为作者用人性细节来审视了生活环境、民族习性和社会组织，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马克思曾作出过这样的解释：“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是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傅查新昌却创造了德英阿、德光、永康、金顺子等一大批被异化的边疆移民形象，用小说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移民情结”的最初之门。他曾在给我发的短信中这样写道：“不断变化的生活纽带，渐渐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已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而物件却不像活人。”

    个人对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微不足道的，它只能像狗似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鼻孔里也呼出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当然仅仅用这种角度来阐释《秦尼巴克》稍嫌单薄，我们应该看到“野心家”和“政治家”虽然是一种权威、一种制度的象征，但它同时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不可摧毁的聚合物。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一切，没有人可以超越他、把握它，边疆人屈从于他就好像肉体屈从于灵魂一样，没有人可以解释，甚至没有人敢去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理解德光和永康的抗争，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更宽容的心态看待他们无望而又不懈的反抗呢？他们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敌人'；他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他弱小，而'敌人'强大，坚不可摧；他孤立，而'敌人'拥有无穷无尽的信仰者、侍候者，其中最可悲的莫过于他有形而'敌人'似乎并没有实体，连对手都不知道的抗争怎么可能胜利呢？堂吉诃德尚能挥舞手中的长矛刺向臆想中的敌人，追寻中世纪武士的梦想，然而德光和永康作为一个无辜受害者纵然将刀子该刺向谁呢？是无能的皇帝还是另一个假想的敌人？

    这部梦魇式的描绘边疆移民的长篇小说，好像一部侦探小说一悬念迭出，每当你几乎要寻出真正的凶手时，便会陷入另一个悬念中，自始而终不曾露出任何一个破绽，使你总是在即将靠近它时发现它又远在天边外。傅查新昌惯于把人物抛入这样一个迷宫里，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中，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愿望、寻找自我价值和抗衡的混合体，你把你自己与别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觉得，永康这个人物的抗衡是不应该划上句号的，因为他种种行为意在从多元角度或侧面提示了政治游戏的荒谬本质，也使我们体验到了生存的焦虑、孤独、困惑和苦难，在边疆经受身心的煎熬，咀嚼死亡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