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读完《秦尼巴克》后这样说：“傅查新昌的先锋性、学识、探索精神和文学能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鲜见的。他的这部小说为理想激发，对边疆移民遭受的苦难，做了明晰而透彻地描述，并以深刻而同情的人文态度，洞察了人类共同的生存焦虑。正是这一点，这本书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史诗的气派，组成这整体故事的《秦尼巴克》这个书名，也令人值得回味，超越了地理和主题的现实局限。”对人类经验的充实最有贡献的人当中，有些人却对人类的福祉特别没有贡献。我们可以说，一些大作家都以自我为中心，或遗世孤立，或痴迷于自恋，较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活动，很少关心别人的幸福。对傅查新昌而言，获得某种新的领悟，或有所发现时，是最有意义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即不是绝对，也大半不是独自一个人。天才作家虽然非常稀有，但是创作者也是人，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需求和愿望。因为他们在作品里留下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记录，所以他们以醒目的形式成为人类奋斗的榜样，我们凡人虽也经历同样的奋斗，但却不受注意。

    人生如果需要价值，爱情和友谊当然是重要的成因，却非唯一的幸福之源。而且，人总会随着岁月而改变和成长，到了老年，人际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使人在不得不与至亲死别时，不至于是那么痛苦。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总有“不确定”这个因素，因此就不应该被理想化，不应被视为达到个人满足的绝对或唯一途径。永康的后半生不愿屈辱地活在政治游戏的愚弄中，他用生命和鲜血揭露了专制与暴虐，在阴云笼罩下的现实中，没有一点存在权和人的尊严。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永康终日的惶惑不安单纯地理解为是对人性恶的妥协和投降。如果是这样，他何必要在批斗会上触犯众怒、一再斥责官僚机构内部的腐朽无能、草菅人命呢？又何必放过溜须拍马的最佳时机而和李静复婚呢？他始终不肯屈服的原因不正是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吗？只要他心里还有这个信念，只要他一天没有混入徐祖华之流靠“党叫俺干啥，俺就干啥”而虚伪地活着，他就不该被划入这个圈内。然而，傅查新昌的《秦尼巴克》告诉我们：像永康这样的人不是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尽管他无法接受，也不觉中被理想冲突包围着，甚至被这种现实吸了进去。

    诚然，在与威力无处不在却又充满了神秘感的政治游戏的周旋中，永康一再地表现出对存在的恐慌和惧怕，这种渗透在内心每一个角落的恐惧感，一再地给我们这样的误解：永康开始害怕了，他不仅仅是恐惧，而最终屈从于政治游戏的淫威和不公正的判决了。事实上，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他一再地试图洗刷莫名其妙的罪名，他不断地被卷入一桩又一桩的政治游戏之中，企图从中拉近和高高在上的庸官的距离，但这种摆脱困境的本能，是无法持久地抗拒下去的，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无能为力，最终被荒诞的现实分裂与扭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徐祖华象征着暴虐与残酷，在这种恶魔的统治下，小人物是没有尊严可言的，他们犹如行尸走肉般受控于恶魔手中，求生的本能摧毁了任何一线抗争的希望。傅查新昌选取李静作为与永康的对峙者，也是有他的原因的。李静是“有罪的”人中的一员，但又不同于那些穷苦的边疆移民，她疯狂地狡猾，从一个男人怀中到另一个男人怀中，有优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环境，相对高的社会地位，这一切促使她不甘心蜷缩在角落里，乞求德英阿的宽恕，她奋力为自己争辩，不断寻求与永康相脱离的契机，最终死于一场大地震。但永康一直保持着沉默，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性的沉默的力量”。傅查新昌笔下的人随时被剥夺了生存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通过《秦尼巴克》来判断人的无奈和认同，只要我们深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他们灵魂里面最暗弱的部分，他们只能被荒诞现实异化。这倒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但这是另一个遥远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