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德英和德光，还是永康和金顺子，都已经被一种来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强大压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原本有序的生活完全被自身以外的现实打乱，已经变得神经紧张，整日提心吊胆，既怕自己的“罪刑”会引来杀身之祸，又怕泄露了自已被利用的事实。但他们仍然有坚执的生存能力，也常常能专心工作，但他们始终没放弃凭自己的反抗力量，更顽强地为保卫祖国而作无休止地奋争。可以看出来，傅查新昌凭借其超众的想象力，注重并强化生命意识，他的文本风格与他的超前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他主张的文本，不是与作品内容无关的、静止的文本，而是经不断探索创造出动态的、充满人性细节的、强有力的、适应描写混乱现实的文本。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通过这种生命意义运用必要且充分的叙述话语，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想象机能。

    这部小说，从一个遥远的早晨开始，到另一个遥远的早晨收场，近乎崩溃的永康从一个婴儿那里得到了临终前的告慰：“看着这个纯洁无邪的婴儿，他那充满无望的悲观情绪顿时消失了，力求从心灵深处酝酿真情，殷切希望这样可爱的生命，从这个葬礼般地震的早晨，一代接一代香火不绝，安然无恙地活到另一个遥远的早晨。”在边疆，多少生命像一条狗似的被杀戮了。永康那具有主动反抗的人格力量，最终转换为被动的虚荣心，以致麻木不仁，这种表达暗示着什么？简单地说，傅查新昌运用了独特的象征技法，让读者从中获得某种新的领悟，这种象征的独特性与哲学思想也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他的象征、比喻、隐喻、暗示，采用了边疆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作媒介，而且是通过他的思想来创造的，从而真正充分地发挥象征的效果：没有惩罚，就没有逃亡的乐趣。

并非是对英雄主义的最后辩护    在现实的背后还有梦幻，在理性的背后还有非理性，写这种事实与意义差异和矛盾，就是在读者心中激起的荒谬感。傅查新昌的每一篇小说都表露了这种每个人都因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心态，特别是描写边疆移民思考自己怎样对抗厄运尤为明显。边疆人自己建设和享受的家园，却反过来被入侵者控制，把边疆人变成为非人格化的工具。而一些政治家仍然进行着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外交官、野心家和军阀们仍然像苍蝇一样叮咬着这溃烂的褥疮，德光和永康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临终前的那点“人性的亮光”，那扇“打开了的人性之窗”。傅查新昌通过他的《秦尼巴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非理性意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存在的东西，表现了复杂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化，因为一般相信正常的东西，有时也不得不怀疑那种不正常性。傅查新昌通过人文态度和情怀，来反映人在充满异端行为的社会里，寻求能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正常生活，不断地探索人所生活的世界，他笔下的悲剧人物是社会扭曲的反映，他的表达不是在对英雄主义进行最后的辩护，在他的绝望深处，回响着人类存在的希望之音。

    这种弥漫着人性气味的表达，从抽象到认识，依存于傅查新昌的思想、文本结构和语言风格，同时他的思想也依存于他的表现，而表现又是认识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傅查新昌的《时髦圈子》中，不肯向生理极限低头的文化人，为了坚定对文学艺术的信念，一意孤行地选择忍耐，最终像一只困兽一样被腐草掩埋了。在外界强大的斥力和内心涌动的渴望交织的矛盾中，小人物往往会面临这样的处境：要么妥协，像狗似的生活；要么献身，以死来抗争。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注定是悲剧。正如他在《失衡的游戏》一书中所说“实际上，社会一直在进步，人的情感、爱欲、友谊和梦想，有其固有的恒定结构，以特有的自然属性，适应着社会的发展，而体制是主导结构，人人的幸福，受体制的习惯性局限。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和不想存在的矛盾，以及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个体不想肩负此种责任之间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总是必然地斗争的，而在我的道德世界里，这种斗争只有最可悲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