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美学角度来讲，德英阿尽管一再强调自己无罪，他还是受到了好玩之心的判决的威胁，从一个困惑到另一个困惑的灵魂动摇，对存在的焦虑，甚至可以说是存在的徒然无望，激情满怀地与众多寡妇偷情，并靠寡妇赠送的礼品发了横财，还给沙俄侵略者“出主意”。与此相反，他的长子德光开始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负罪感，并且做起了要洗脱罪名的心理准备。然而，这个表面上丝毫没有限制他自由的家园，已经俘虏了他的思维意识和日常行为。

    一开始，德光那理性的人格力量是强大的，没有被大于个人困惑的现实困惑征服，这使他寻求的理性一直伸展到对手（沙俄侵略者和中国皇帝）那里，并没有为别人的意见所蛊惑。毫无疑问，《秦尼巴克》里从多人物的种种行为，都象征着抽象而复杂的荒诞现实：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希望，这种希望似乎伸手可得，但是真想得到时，那希望又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德光为了打击沙俄侵略者，投奔英国外交官，但他后来非常理智地警告自己说：“祖宗的，原来英国人也在干一桩不要脸的事。”这是德光作为无辜的受害者，对现实的非理性的忿满和反抗，也是一个身处逆境走投无路的边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现实不断地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做出理性的反抗，并在不断地侵蚀而来的生存捕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傅查新昌着力表现边疆人与恶势力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个人在混乱社会的渺小、困惑、无奈、孤独和焦虑，传达了人与动荡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暗喻大清帝国的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相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傅查新昌在边疆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域和文化背景，他塑造的人物不论是野心家的形象，还是丧失自我的普通移民，都作为构成混乱现实的总体，构成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即外部的现实和内部现实的双重冲突与异化。但他们没有被双重地封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芙蓉对侵略者勃列日斯基将军说：“如果官老爷想娶我女儿，先叫我阿妈！”而铁匠奶奶忍不住说：“德光和素花睡过这一夜，就算我们女人打了一次胜仗”。德光并没有恐惧，原本婚后以投靠英国人来改变命运时，摇身一变成了英国人的雇用翻译。命运的不可确定性，就是人性的不稳定性，除增加了他的生存忧虑外，更主要的是控制了他的自我神经。他几乎条件反射似地对反抗沙俄和清朝、领事馆事务感兴趣，接近一切可能给予他这方面信息的人：史密斯、白彦虎、金晓慧、马格特尼、外交官太太、那音芝、他的三儿子德宝，他不遗余力地想要争取到每个人的帮助。到最后，他的反抗开始转换，从理性到非理性，从自信到恐慌与困惑，所以他的存在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危机感和失落感。

    在八旗制度化的锡伯营里，过分强调某一种生存理论或某一种生活模式，以致于把它理想化和偶像化，对于社会及个人都是弊多于利。漫长的反抗毫无进展，每个人似乎都谙熟政治游戏的内部程序，但没有一个人能给德光任何清晰而明确的答复，大家对战争的恐惧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德光的儿子永康是个追求生命意义的人，他有喜悦的性情，温和的感性，天生较喜欢静处，不好活动。复仇，一种可以化仇恨为活力的热情，使他随时都有寻找父亲的冲动，当他走出家园寻找父亲，经历各种战争时，他也不觉得自己的心智有任何衰退。依据边疆人的标准，他是个富有的人，他也的确富有，因为安娜一直热心相助，使他能卸除最违反他的志趣和脾性的牵累。自从他被马仲英的兵俘虏后，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战争是为谁而打的。“日他哥，这是哪个国家的兵撒？”尔里连长说：“咋都是苏联人撒？”当永康设想战争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时，他已经从梦中惊醒，心喜自己得以苟免，并且大呼谢天谢地，让他保有他原来的自由，所以他对俘虏他的省军长官说：“我就是长官的屁，请长官把我放出来吧。”这在边疆移民的个人困惑上，又蒙上了来自混乱社会的困惑，他们被这种荒诞的困惑重重包围着，他们的存在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另一个层面上，德光和金晓慧的儿子金顺子认识到必须站出来为母亲辩护，尽管攀耀南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怎么样，因为真正主宰命运的裁决权的人，像海市蜃楼一样遥不可及。金顺子最终还是迈出了对抗的这一步，被他的姥爷极力举荐为攀耀南的职业杀手。在攀耀南同逃窜到新疆的白卫军低层军官的对话中，金顺子仿佛又发现了新的困惑，攀耀南并不主张“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他认为那是“升官发财的事。”看到姥爷在政治家面前判若两人的奴颜媚骨，金顺子又陷入了比戴上镣铐更不安的煎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