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行踪何处觅？ 

    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 

    竺可桢日记中涉及了大量的人物，大约每一卷《日记》中记入的人物就有数千人之多，因此，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他们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每卷《日记》最后都附列了“人名简释表”，而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也称得上超乎想象。《全集》副主编竺安（竺可桢之子）亲自整理了《日记》第一卷1936年部分的初稿，即便对他来说，很多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名也使他感觉到非常吃力。 

    《日记》中出现的人名有字、有号、有别称、有昵称，还有很多只凭发音记下来的错名，文稿编纂组首先请人从每年的日记中把所有出现的人名用电脑制成表格，然后再根据每个人出现的频率进行选择，将出现频率高的人名优先列入到“人名简释表”中。然后要充分利用日记中的记述尽力查明每个人在当时的职业、身份等，而大量的人名需要从各种人名词典等工具书人物传记书籍中查找线索，还有一些要通过竺家或浙大校友会等渠道寻求帮助，但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仍然会遭遇到许多异乎寻常的困难。据悉，目前已整理好的日记中的全部人名都作了留存，准备能够在《全集》的最后将全部人名都编入到一个总的索引中去。 

    期待“求全” 理解“存真” 

    在2001年《全集》编纂工作启动之初，以路甬祥院长为主任的编委会不仅为编纂工作做了很充分的社会动员，而且为《全集》制订了“求全”“存真”的编辑方针。无论是艰难地摸索编辑规范还是苦苦地寻找旧人行踪，《全集》始终在追求“求全、存真”的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樊洪业表示，“存真”就是要把日记真实原本地反映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主要受当时思想和历史时代的局限，认为有很多东西不宜公开，因此对竺可桢日记史学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不够充分。日记里要记很多人、很多事，这就难免涉及到一些人在工作、道德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和错误。竺老平时对人很好，但在日记中写的时候则要真实地记下来某某人的一些表现，如果这些内容公布出来，可能有损某个人的形象。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禁忌或顾虑，把这些内容都隐讳或做一些技术处理，那么给读者提供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是真实的竺可桢，也不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众生相。《全集》因为是竺老遗存的著述，历史价值极高，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也是对竺老“求是”精神的一种遵循。 

    “存真”原则首先得到了竺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竺安先生表示，存真也是“求是”精神的一种体现，办任何事情都应该实事求是，任何人总归都有优缺点，不应该掩盖它，掩盖就等于歪曲历史。 

    2006年初，《日记》一、二集（1936～1938年、1939～1940年）的问世已引起了科技界与史学界的强烈关注，而樊洪业则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日记》的“存真”给予理解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尽快和更好地完成后续的出版工作。他在《关于竺可桢日记》中也写道：“人在历史途中，历史已成往事。人非圣贤，何况也不存在无‘过’之圣贤。乞望识者能以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和豁达的心态给我们以支持和谅解。” 

    据了解，今年年内，主编组和出版社拟于今年底推出1944～1949年的“日记”。他们在主攻日记的同时，还在不断搜求前四卷没有收入的文献。他们也通过记者向全社会呼吁，如果发现有新的竺可桢的资料，希望能够及时向《全集》编委会提供，这些新文献将被收入到《全集》最后的“补编”卷之中。 

    累科学垒土 积文化功德 

    《全集》的编纂工作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在已经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众多参与编订、校审和出版工作的人员组成的群体，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劳动。樊洪业说，虽然参与编订工作人员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每一个人都是抱着对竺老深深的崇敬之情，抱着求是的态度，非常认真地投身工作，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敷衍的态度，他由衷地感谢他们。他特别称道副主编李玉海的突出贡献。李先生曾任竺老的秘书，退休前长期在院机关做领导工作。退休后，克服家中的困难和个人身体疾病的困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内的相关图书馆，不断挖掘新文献，追踪新线索。他常说，尽管很苦很累，但每当发现一篇前所未见的新文献时，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悦就会掩盖掉一切。樊洪业说，在我们这个群体中，李玉海先生是专门与“全集不全”作战的“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