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初刚刚面世的《竺可桢全集》第6、第7卷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特别为这两卷《全集》加制了腰封，在一幅日记手迹的背景上，清晰地印下了这样三句话：“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 一代宗匠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6、第7卷分别为《竺可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第一、第二集，这也是首次以全貌公诸于世的竺可桢日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看到新书之后，对《全集》的编辑和出版的质量给予了肯定，并指出“竺老的精神感人至深，《全集》出版不仅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而且将激励世人学习和继承竺老的求是精神，意义十分深远。” 

    虽然在2001年开始着手编纂《全集》之时，主编樊洪业先生就已预料到《日记》的编辑工作会更加困难，然而实际工作中所遭遇的艰辛仍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估计，在数十位文稿编纂组成员与出版社编辑五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终于翻开了这尘封已久的宝贵史料。这两集日记的问世，不仅达成了众多史学工作者20年来期盼的夙愿，一座科学文化历史宝藏的大门也就此为世人打开。 

    “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 

    竺可桢记日记的起始时间，据说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他早年的日记焚于1923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一次学校失火中。而1923～1935年间的日记，据竺可桢在后来的日记中透露是遗失在抗战西迁之后。因此，存下来的只有1936年以后的日记，这部分日记极少间断和丢失，坚持数十年，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的文字总量约有1000万字，与其他名人的日记相比，具有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笔下人物多等突出特点。 

    与有准备给别人看的胡适日记不同，竺可桢日记生前从未示人，1978年，人们方从竺家得知有此遗存。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册摘编本《竺可桢日记》，虽然只占日记全文的三分之一，但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已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樊洪业向记者表示，像竺老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他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既是他个人的，也是属于那一代怀抱科学救国理想的老一代科学家群体的，他大量的著作和日记能够留存下来，其史料价值当然是极其宝贵的。在《关于竺可桢日记》一文中，樊洪业则更加精辟地指出：“以竺可桢的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和丰富阅历而论，以其日记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论，目今可见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 

    而面对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38年、内容超过1000万字的私藏日记，其整理、编辑、出版的难度又将怎样呢？ 

    内容整旧如旧 保留历史原貌 

    《竺可桢全集》是在叶笃正、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等十几位院士联名建议之下启动的一项科学文化工程。竺可桢日记则是这一工程的主体。 

    “整理日记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辨读。”樊洪业告诉记者，竺老的日记虽然篇幅大多工整、清爽，但作为私人日记，在记述时往往会根据个人习惯运用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的字体，并且还常常出现英文，时有俄文、德文、法文等外文与中文混用的情况，此外，还有很多方言及专业名词夹杂其中，因此，辨读起来在各方面都会遇到困难。 

    与辨读中遇到的困难相比，如何制定一个适宜的编辑规范则是文稿编纂组专家们需要面对的更大挑战。樊洪业说，《日记》经历了38年的历史变迁，而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也在日记中有明显的体现，从科学的符号、公式和概念用语，到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些名词、称呼等。因为竺老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日记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而各个领域的名词术语都是在不断变迁之中，例如“氧气”用为“养气”、“阶段”用为“阶级”、“功课”用为“工课”等。在初稿的编辑过程中，编订者一开始会以为这些是错的，并且往往根据现有行文习惯做了改动，但在编辑了一定数量的《日记》后，意识到这种改动是错误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当时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因此又重新更改回原文。此刻，文稿编纂组专家也与出版社达成了高度一致，即不能按照现行的出版编辑规范来加工《日记》，而就在确定这一规范的摸索过程中，《日记》的整理编辑工作已经反复从头进行了几遍。 

    《全集》出版编辑组组长、上海科教出版社副总编潘涛博士介绍说，《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人史料性的文字，这就要求编辑们不仅要掌握竺老一些个人记述的习惯，还要了解当时历史时代中大量的相关知识，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习过程，只有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他也非常认同主编樊洪业就编辑《日记》工作提出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编者不是在给竺老改作文，而是要抱着对待一件文物的态度来整理日记，不是整旧如新，而是要整旧如旧，保持历史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