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关于入世对中国书业的影响，两年前我讲过：一是渐进的，二是现实的，必然的，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至于中国政府入世的承诺，应该依据议定书的文本，报纸上、杂志上的消息有些是不完整的，因为承诺有许多细节、条件，甚至有些消息是不确切的。因此，不能仅凭这些信息来作判断，应该看到书业生产的是精神产品，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兴衰，在双边与多边谈判中各国对此都很慎重，法国政府就提出要维护法国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所以对于内容与文本的生产是必须保护的，一般情况只承诺开放流通领域。流通是一个大领域，信息流、商流、物流、现金流全包涵在里面，能做出大文章来。我们既要面对市场准入承诺下可能进入图书流通的海外竞争者，还要面临WTO一套完整的自由、开放的竞争规则体系下竞争环境的变局。我们的竞争力如何？如何迅速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些很急迫地摆在中国书业面前。不仅图书批发商、零售商要应对挑战，出版商也要应对，因为，我们的出版社是总发行商。尤其是集团化平台上运作的大型出版机构，竞争环境、竞争格局都面临重新洗牌的变异，在流通领域，市场化、全球化的脚步可以是很快的，早几天中央关于教材、教辅出版、发行招标的文件出台，完全是按市场化的规则在运作，招标制就是高度市场化的行为，而以前这一块的运作是相当计划经济的。总之，入世后，我们只能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生存与发展。
    记者：这一点似乎别无选择，不能存什么幻想，会再有一个什么规定来保护一个部门、一个环节不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即使是内容产业这一块也不是风平浪静的，策划与写作，版权联络与代理这部分涉及资源的开发与组织的程序，原来就高度地社会化和市场化。政府管理到位的只能是选择权、审定权。当务之急，只能励精图治，迅速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陈昕：应该看到，中央在入世的决策和承诺上是深思熟虑的，安排了缓冲期或者叫过渡期。重要的是在过渡期有所作为。前面我谈到宏观管理体制的重构和微观出版组织的重造，中央已经作了部署，正在积极稳妥的探索和试验。我们还应该乐观地面对入世。要看到充分的国际竞争可以产生增量，也就是说可以激发市场扩容。不能只看到眼前这块市场的蛋糕不大，1999年全国图书纯销售为355.03亿元人民币，2000年也只有371亿。这是我们当下的供应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的结果。1995年我曾作过一次分析，当年图书纯销售为267亿元，而基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国民文化水平、识字人口及读书倾向、图书销售结构和特点，并参照其他国家的情况，我提出1995年中国图书市场的真实容量大约为300-4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潜在市场有待开发。香港三联的赵斌同志比我还乐观，他分析了1996年大陆、台、港三地华文市场业绩（零售统计大陆266亿人民币，折合32亿美元，台湾32亿美元，香港为4亿美元）为70亿美元，而当年图书市场总量为745亿美元，如果在未来2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大陆人均购书量达到美国的1/5，市场容量可达270亿美元/年（折合人民币2160亿元），即使1/10的水平也应该是130亿美元/年（折合人民币1040亿元），而目前还不到50亿美元/年，扩容空间达80—200亿美元之间。当然，这种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但它提供我们一个全面思考题的角度：既要重视潜在的竞争者，还要充分估计潜在的市场。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就是通过高度的竞争来开拓市场空间，创造新的市场业绩。在这一方面IT分析家比我们自信。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中国书业面对入世要有充分的自信。我还有一个疑问是“概念”或“观念”悬空。由于“入世”问题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又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谈判历程，因此，“入世”的概念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段时期里到了人必言入世，文必读入世的地步。但如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甚至形成一种特有的“麻木”，“入世”就是概念顺口溜，利大于弊，与狼共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剩下的全不知道，要么与我无关，要么与所有工作，包括计划生育都扯上关系。我想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不知您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