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批经典文本从中学语言课本中撤退，必然引来一大批当代文本的入选。这是因为，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心灵，尤其是语言，是历史的经典所不能包含的。但是，进入课本的当代文本，毕竟是极少数。因为，这里有一道关卡，那就必须是“典范”的，“文质兼美的”。我要大胆地说一句，这个标准太狭隘了。什么文章才叫“典范”，“文质兼美”呢？从内涵上下定义是困难的，从外延上，则比较简单。孔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吴敬梓、曹雪芹、鲁迅、曹禺的就是典范的。但是，他们的文章是不是达到文质兼美？“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是孔夫子的铭言。把自己的学生叫“小子”，是不是很美呢？望文生义，文质兼美，应该是文字优美。但从美学上来说，文字优美，并不一定就是美文，相反倒可能是滥情。美是相对于理性的情感价值，情感善良独特有深度，就有审美价值。不善良的感情，只要是独特的有深度的，也属于审美范畴。并不是诗情画意才是美的。这个“文质兼美”不但是狭隘的，而且漏洞是明显的。许多可以列入典范的作品都超越了这样的框框。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尊容”。美吗？鲁迅的《阿长和山海经》写保姆长妈妈不称职，夜晚睡觉在床上摆满一个“大”字，美吗？曹禺《雷雨》中的鲁大海骂鲁贵：“你死就死呗，你老几啊！”闻一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丢你的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美在哪里？余光中写消灭扰乱他睡眠的牛蛙，把自己形容为“纳粹的刽子手”。王熙凤自称“烧糊了的卷子”，石秀骂官府，“你这与奴才做奴才！”所有这一切都是狭隘的文质兼美所不能包含的。说穿了，所谓“典范性”“文质兼美”的狭隘性在于：把情趣当作惟一的趣味，完全不顾在情趣以外，还有谐趣（幽默）和智趣（审智的理趣），尤其是谐趣。要知道幽默的“审丑”是超越抒情的审美的，而审智的散文则是不抒情的，如南帆、周国平的许多散文。简单按狭隘的文质兼美的准则，就会选入一些三流的滥调散文。崔健的流行歌曲是把僵化的政治抒情转化为反讽，也曾被谢冕选入二十世纪经典。所以，我们期待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开放。 

民间读本带来的反思　　这样极端的现象，是否正是课本趣味单调强调情趣、忽视谐趣的一种惩罚？ 

　　其实，这些被排斥的作品不但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其语言涵盖面比之所谓典范的、文质兼美的诗文，要深广得多，因为它们处在当代汉语发展的前沿，汉语词汇的趣味在这里最为活跃，最为自由，也可能是最有创造性的。把这样的活跃的创新的平台，用典范的、文质兼美的话语标准排斥在外，只让学生学习那些稳定了的语文，而对那些不稳定的、生机勃勃的语文现象，采取超前免疫，这实在是因噎废食。我以为没有必要把金庸等等所代表的语言现象羞羞答答放在课外读物里，应该打开大门，让孩子们在语言的前沿经受风雨。不能用一种犬獳主义的眼光看待日新月异的母语。不要画地为牢，要知道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WTO,VCD,等等堂堂正正地收入了词条。我们的尴尬是自找的：一方面把这种狭隘的准则奉为圭枭，一方面又口口声声说什么“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无异于是自我讽刺，蜻蜓吃尾巴。面对各式各样的民间性的语文读本应运而生，没有必要如大敌当前。当然也要理性分析这些民间读本。其中显然有比较严肃的，如钱理群先生主编的《新语文读本》，闪烁着自由的人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芒；王泽钊先生的《语文课本》，则力图在趣味上有所突围。虽然由于体制的原因和各自的局限，民间读本不易进入国家发行的轨道，但是，毕竟也形成了犄角之势，行成了对课本改革的压力，或者张力。当然，在反抗课本的单调趣味方面，也有极端者，那就是所谓“Q版语文”，如果允许我暂时撇开他们商业化操作的目的，是不是也应该看到他们解构经典文本，把它转化为反讽的谐趣的勇气呢？也许这种勇气中有玩世不恭的轻浮，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时代气息——那就是后现代的颠覆。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他们的价值观念，但却不能不由此而反思：这样极端的现象，是否正是对课本趣味单调，忽视谐趣的一种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