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PK“当代价值” 教科书的战国时代

    编者按:2005年是教科书的多事之秋。人教社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列在高教社新版《大学语文》的诗歌篇,刘翔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作为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之一推荐给上海的中小学生。与此同时,人教社出版的语文新课本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一度被树为少年英雄的赖宁的照片,最近纷纷从北京市的中小学校园的墙上被摘下。 

  教科书选文,究竟谁上,谁下?教科书将如何面对新时期的尴尬?国人,又将怎样安排我们下一代的未来?对这个历来沉重的符号做一个理性的年终解读,其意义颇堪玩味。


语文课本选文的“战国时代”  新闻人物,通俗文学人物不该进入庄严的课本,这个原则能不能成立? 

  今年关于中学语文课本的选文,报刊网络上的炒作沸沸扬扬。首先出现争论的是关于武侠小说:人教版读本入选了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的片断,崔健的通俗歌曲《一无所有》进入了高中的选修课,流行歌曲《弯弯的月亮》堂而皇之地进入粤教版的课本。这虽然引发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但是讨论并未引向深入就平息了。原因是,媒体有意无意地把课本和读本混淆了。课本是必读的,而读本则是编者自主编撰,学生自由选择,二者的性质不同。影响如此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只能进入读本而没有进入课本,这本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可惜的是,没有一家媒体有深度报导,就多少有些心虚胆怯地偃旗息鼓了。但是,媒体并不甘心撒退,他们仍在探索热点。不久以后,上海小学语文的课本把奥运一百十米冠军刘翔夺冠的故事列入课文,于是争议又起,网上有一相当生动的标题:“人教版的丐帮帮主、广东的太空英雄、上海的跨栏王子”,标志着语文课本进入“战国时代”。其实,“战国时代”的出现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因为,这里道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人物、通俗文学人物该不该进入庄严的课本。这个原则能否成立正是关键所在。从改革的全局上,从教学理论上,从历史经验上总结这一问题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不论是理论界还是新闻界却把这个问题忽略了。 

  据我所知,课程标准的一系列理念和方法在实践过程中,猛烈地冲击了我国教育僵化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开创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已经为世所公认,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细述。但是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它和我国的国情发生了冲突。主要冲突是,第一,教学原则提倡多元价值,但高考试题只有一元答案;第二,学生主体性的突出和教师的主体的回避,使教学所提倡的价值多元可能最终指向价值的混乱和虚无;第三,经济不发达地区教学硬件的不足;第四,经济发达地区教学硬件满足了,但教师素质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处于僵持状态,必然引发了教学第一线的困惑、争议、牢骚、不满。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相比起来,以课本的多元竞争代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元独霸(十三亿人口,一套课本的体制),争议是最少的。有目共睹的是,教育部新通过的六七套课本,比之改革前的课本,在编撰理念上,在选文的质量上,在课文的经典性和当代性上的融合上,在文化的视野和内涵的有机构成上,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上,在与学生的生活和思想的贴近和对学生兴趣的激发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与落伍的考试模式相比,课本的改革可以说突飞猛进,非常遗憾的是,媒体还缺乏在综观课本改革时的宏观的视野,看不到课本的改革之所以不够理想,是因为和教育观念、学术观念中隐秘的陈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不能洞察这一点,媒体就不能做出深度的报导。 

  刘翔是上海人的骄傲,入选上海的小学语文课本,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但是,引发社会争议的潜在观念是,公众人物、明星、新闻人物,缺乏经典的稳定性。这样的理念,有什么根据?新闻人物就不能进入语文课本?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也是把魏巍的关于朝鲜战争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六十年代的王铁人也是新闻人物,在当时不也是政治明星吗?也可能这并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政治明星,不管死亡还是活着,都可以进入课本,而文化明星则另当别论。不过这个理由,可能还是比较表面的。 

重新定义课本编撰学的典范性  永恒的、神圣的、不变的经典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经典,本来是属于历史,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经典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否则只是僵化的霸主。 

  从课本编撰学来说,引发争议的潜藏在问题是:课本是经典的,而这些入选课本的人物尚未达到“经典”的水平。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说:“教科书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也说:“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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