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反复提到的“典范性”的内容其实要求很高：第一，要有文化内涵，第二，文采和内容要统一，第三，要有时代气息。三者的结合大概就是典范性、经典性的内涵，但还是有点含混。比如，要有时代气息，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是司马迁的时代，杜甫、李白、曹雪芹的时代，还是鲁迅的时代，抑或是我们的时代呢？如果不从字面上纠缠，这个时代性，应该是当代性，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当前的时代。经典性和当代性，应该说一对矛盾，但是课文就是二者对话的产物。经典性的诗文经受了历史的淘汰，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比例，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经典本来就是历史的，而不是当代的，它必然与当代青少年的经验兴趣产生相当遥远的距离。换句话说，只有和当代性拉开了距离才能成为经典。不论是先秦寓言，还是唐宋明清、乃至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其当年的时代性越强，与当代青少年生活经验和兴趣越有距离。不要说项羽、刘邦，林冲、林黛玉，就是鲁迅的《祝福》、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母爱，当代青少年都难免感到隔膜，极端者甚至表示厌倦。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改革后的语文课本选入了相当数量的当代散文，如舒婷、余华、苏童、毕淑敏、梁实秋、林语堂、余秋雨、梁晓声、余光中、贾平凹、汪曾祺、曹文轩、刘亮程、张晓风、谢冕、唐敏等等的一系列诗文。这些作家因为有相当的成就和名声，大部分都能够被专家和读者认同，但是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在一些实验区，一些教师甚至校长，都表示：这些作家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汰，经典性不够，不知道哪一天又要被替换。 

　　这个观念虽然有些偏颇，但却隐含着一种对“经典”的理解，那就是，经典性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稳定的文本，是绝对永恒的。其实，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永恒的、神圣的、不变的经典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经典，本来是属于历史的，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因为其艺术和思想感情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以致到了后代仍然有可能成为历史阶段水准的代表，也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以后的时代的作品无法超越，（如唐诗，像希腊神话）其中另一部分，如果水平已为后来的作品所超越，就只有历史价值了，当然，这种价值的性质也可能发生转移。如《尚书》中许多政治布告，后来具有了文学的价值，《山海经》作为地理书，却获得了神话价值，《史记》从历史中获得了文学价值。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代，在当代中学语文课本中观念也是屡见不鲜。例如，鲁迅的《一件小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片断）杨朔的《老泰山》、《荔枝蜜》，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陶铸《松树的风格》，等等，都被从中学语文课本里替换掉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作品，曾经是哺育了一代人精神的的经典，或者说是典范性的作品。这说明，经典，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经典就没有生命，只是一种僵化的霸主。 

一场“经典”与“当代价值”的决斗　　不断经受着当代价值观念的苛刻的检验，就是经典的命运。 

　　在“经典”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规律——经典是历史的，却是被当代人的价值准则所评判，所挑选，在对话中获得认可。经典的生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价值，二是当代的价值。当这两种价值统一，至少没有直接冲突的时候，经典在当代课本中就能继续保持其权威的和典范的地位，一旦发生了冲突，经典就可能失落其典范的权威。不断经受着当代价值观念的苛刻的检验，就是经典的命运。五六十年代课本中的那些经典之作，绝大部分，不但从经典的行列而且是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谁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初中语文课本中作家谷峪的《新事新办》呢？尽管当时还把权威作家茅盾的评论附在其后。至于当时就缺乏权威性的周原冰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团结的纽带进步的保证》，宋庆龄的《在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上的开幕词》等等，只能是被人们淡忘了。经典是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其被历史所遗忘是命中注定的。理解这一点，媒体就不用大惊小怪，庸人自扰。上海课本把《小英雄雨来》《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取消了，另一些课本把赵树理的《地板》，周立波的《分马》删除了。不是要讲时代性吗？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