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零售商只需要快速书目，但无论浙江新华还是人天书店的书目，都不是快速书目。真正的快速书目必须有出版社配合。黄为东说，“这样看来，陈源蒸的方案是有比较有意思的。”

　　图书馆自动化专家陈源蒸的方案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目前他已经开发出“复合出版系统”，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构想，几乎在不增加费用和操作的情况下，就可以将出版社出版的每一种图书，自动转换成为数字化形式，可同时生成纸质图书、数字图书，并产生可向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标准化元数据(可生成在版书目)，实现出版社的数字资产管理(DAM)。

　　陈源蒸说“复合出版系统”最大的实用价值在于成本低。因为可以结合方正书版、微软的Word等任何一个排版软件使用，不必额外购买独立的系统。遗憾的是，出版社应者寥寥，仅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试用他的软件。

　　在黄为东看来，因为出版社市场化程度不够，服务意识不足，参与可供书目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要调动出版社积极持久地配合可供书目建设，需要很大的外部拉动力量。可供书目的商业空间不小，但最初的建设门槛很高。目前，能够操作真正意义上可供书目的商业主体尚未出现。
    
    信息化第一步：企业内部信息化

　　没有各个企业内部的信息化，都是一句空谈。1997年管理浙版书库存后，浙江新华也曾经想过和所有出版社都进行数据互通，但是发现很多出版社的信息是分散的。“出版信息在印刷制作公司，发货信息在物流公司，内部的编辑信息又是另外一套系统，连内部都不连通，怎么和外部连通？”吴键对此表示质疑。

　　选择信息系统的困惑

　　书业企业一般没有能力开发自己的系统，只能购买商业软件。但记者发现，选用什么样的信息管理系统，是出版社、书店普遍的困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也曾遇到过一些问题。该社副社长王佩云表示：“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出版社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在软件开发上，如果由第三方来操作，后期服务往往跟不上。而且出版社库存、印量都属于出版社的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可能会给出版社带来一些损失”。为了方便系统对接，他希望能由总署组织，开发一个统一软件，由各出版社使用。

　　黄为东认为，我国书业的软件系统面临两条道路：一是向一般商业软件靠拢。一是向美国书业软件靠拢。但是美国书业的系统复杂、精细、难以复制。而且随着图书商品性越来越强，与百货的区别越来越小，向一般商业软件靠拢是最可能的结果。

　　高教社、四川新华文轩先后采用德国的SAP媒体管理软件。IBM在四川新华实施SAP的负责人在调研了大量书店后也认为，除了一些细节外，书业的业务流程和管理要求与一般商业零售/连锁是非常相似的。

　　目前我国的书业软件反映的是书业的管理水平，没有反映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因此，广智公司开始从一般商业软件公司挖人，以求转型。“我建议分销商从一般商业软件中挖人，不要在行业内挖人。”他说。

　　有实力的企业可以自己组织开发系统。浙江新华的经验是要“以我为主”。“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的软件商合作。只依托开发商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定的自己的力量，核心部分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才可能不断创新发展。我们不用现成的产品，只是使用开发商的技术，进行阶段性的合作。”吴键说。

　　针对企业不重视内部技术人员的现象，他认为：“虽然专业技术的部分由技术公司来做，但是只有自己人，才能与企业共命运。”此外，还必须对技术人员做好定位。技术人员不能仅仅把自己看成搞技术的，应该侧重对企业的理解，侧重于做构思和业务方案。像社内技术人员这样的中间角色，既了解功能实现，又了解业务需求和流程，信息系统出来以后实施的障碍就小得多。因此他认为“技术实现是容易的，创意是困难的”。

　　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和软件商合作吗？他说：“必须清楚我们不是技术公司，而只是追踪和利用技术。”

　　信息化的痛苦

　　电子工业出版社在1994、1995年开始内部的信息化。据敖然回忆，当时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思想很前卫，他提出要开发出版社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他有一个朴素的想法：电子出版社直属信息产业部，而信息化可以提升这个行业的水平，我们要依托这个背景来为这个行业做贡献。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有悖于自己的出身。

　　2001年，该社自行研发的出版社管理信息系统(PMIS)通过了新闻出版总署的验收。“5年的研发，5年的应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敖然说。

　　首先，为内部各个流程之间提出需求是痛苦的。体现在懂开发的人不懂出版，懂出版的人不懂怎样利用软件，双方沟通遇到了障碍，出版人员不能对开发提出全面、客观的意见。

　　另一个痛苦是“应用时的痛苦”。主要是信息系统应用时人的接受能力存在差距。“我想如果当时不是强制推进，也许我们会停滞不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比较盲目的，认知不充分，没有充分发挥软件的作用。不过这是目标逐渐清晰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