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社长李奇则从书店的经营风险中阐释了信息的价值：“现在有许多发行集团都非常重视物流，常以自己能一天配送多少货为荣。但我到各书店调查得知，现在许多书店的进货处于盲目的、没有任何数据参考的状态。这也增加了出版社的风险。”他得出结论：“信息交换在图书流通中处在首要位置。”

　　在沟通信息链的过程中，标准化接口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部主任赵海宝称之为“抓中间带二点”。有了标准，上游出版社提供的每个品种的全面信息和下游中间商(如省批销中心)及门店的各种信息才能互通从而共享。

　　1995年浙江新华与下游零售店早就实现信息连通了，今年又开始尝试和科学、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人民邮电等上游6家出版社交换数据。

　　“信息通透以后什么都有可能。”浙江新华信息中心主任吴键说。“比如创造新的产业模式。今后理想状况是我们的库存、销售信息直达出版社的桌面。这就相当于出版社的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业务员。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也是在电脑、电话机面前，面对的也是销售额、库存这些信息，面对的是同样的市场。他们比我们的业务员更了解图书、更了解背景资料和营销配合。这就是所谓的‘虚拟企业’，从产业链看，社店是虚拟一体化的，一旦技术和协同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实现。” 

　　产品信息也是资源

　　上马信息系统后，浙江新华积累了很多产品信息。“既然集团在业务处理中已经投入了，我们就开始把产品信息当作一种资源来经营，把它价值最大化。做书目信息增加的成本不多，但是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吴键说。

　　1997年浙江新华做了一件震撼业界的事情：开始做书目数据，一本书有32个数据项。然后利用数据库技术把所有浙版书的库存管起来，代储代运，这样一来，出版社节省了人力物力，大大降低了发行成本。

　　浙江新华则获得了一个庞大的书源“蓄水池”，获得了更多的客户。2000年起，浙江新华开始向贝塔斯曼提供数据，条件是贝塔斯曼的订单必须从他们那里出货。

　　今年经过修订，数据项已经增加到80多个，吴键指出：“我们的产品信息更个性化，比如音像产品，我们会提供几十秒的片花之类的内容。图书产品我们会有图书的精彩片断。此外还做一些关键词去标引这本书，以方便查询。比如《我的1957》这本书，会加上‘右派’‘回忆录’这样的关键词。”

　　他们正在建立两个库：一个是书目信息库，一个是产品实体库。数据采集是按照收到的实体图书进行的。为此建立了两个队伍：一个是初编队伍，20名专职人员负责扫描和录入，每天加工500条信息。他们加工的数据相对较少，为的是把当天的新书全部入库，让产品快速流通。另外一支20人的队伍负责精编，这是今年把图书数据项增加到80多项以后增加的。

　　“我们的书目跟着主业(配货)走。”做书目信息除了书店内部的卖场查询外，还瞄准电子商务网站的信息需求。“卓越网是今年我们推出这项服务后的第一个签约客户。我们提供数据，同时供货。”很显然，他们正在把信息做成给客户的增值服务，一种竞争优势。

　　期待中国可供书目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技术总监肖钢感到，一号多书、书号混乱导致数据唯一识别根本无法做到：一本书最后是否出版、定价调整、书名更改、是否可供等信息都处于不可确知状态。为解决这些问题，反映所有图书出版和可供信息的“中国可供书目”是业界心怀已久的梦想。

　　1997年,当当网的起点公司科文书业公司首先扛起了“中国可供书目”的大旗。当当网商品信息总监杜超宇就是亲历者之一。她说：“那时出版业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概念,我们不得不到处解释‘可供’的意义。”由于效果不佳,科文转向电子商务。

　　今年初，北京人天书店重新扛起了“中国可供书目”的大旗。不过，走的是类似浙江新华的道路，书目数据一方面自己使用来配货，一方面用以作为给图书馆的增值服务。该公司董事长邹进认识到，要提高图书配供的满足率，必须建立中国可供书目。

　　至于如何做可供书目，他有两个观点：第一，应该商业化运作。在版编目和在版书目应该是政府行为，政府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将要出什么书，出了哪些书。至于哪些书可供，由谁提供，何时供到，应该是发行商的事情。

　　他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可供书目的建设应该走从企业自用到行业共享的道路。先前科文公司、联想集团、中国出版集团都曾尝试中国可供书目，都想将可供书目产品化甚至产业化，但因没有形成规模需求，所以无疾而终。

　　黄为东指出，可供书目可以被分成快速书目和详细书目两种商业类型。快速书目包含图书的简要信息，是书店的最大需求，用于书店采购参考、订进销存电脑管理，提供给客户作为征订依据。快速书目必须在书店到货前到达书店数据库，否则书店不得不自行录入。详细书目用于图书馆及电子商务，这是书店及图书馆开展网络业务和改善读者服务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