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知识人”　　什么是学者？什么是“知识人”？知识人不等于学者，学者也未必就是知识人。按照萨伊德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属于这样一类人的称号，即这类人绝不向权势妥协、以不屈不挠的博学对抗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异己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似乎已经笼罩了媒体、网络和所能到达的任何公共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知识人所应该具备“博学”，很多时候，这一类似乎能回答问题的知识人恰恰是陷于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而不自知，对自己的所学所思缺乏反思的力度更难以让人信服自己的言说是否已经切入了现代社会的内核。

马克思·韦伯  韦伯作品集　　韦伯的作品，现在看来，已经不在是如此陌生了。早在八十年代，三联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曾深深打动中国学人的思考以及言说方式。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引进台湾远流版的《韦伯作品集》，共分五卷，包括了《学术与政治》、《中国的宗教》等重要论著，该文序者 苏国勋说，“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 “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 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来。 ” 颇有见地，事实上，韦伯的思想方法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思考的场域。但，我们是否真正获得了韦伯及其对现代性的悲情洞察则尚属疑问。

舍斯托夫  雅典与耶路撒冷　　今年来，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中国变得异常火热，各种各样的文集充斥坊间，翻译进来的著述不胜枚举，而舍斯托夫作为当时宗教哲学家中十分重要的一名，其翻译进来的著述也相当之多。舍斯托夫的问题是在俄罗斯古典时代分崩离析的时代，舍斯托夫所思考的问题是古典俄罗斯与现代俄罗斯之间的阵痛，现在看来，他对现代性性格的激烈批判依然有效，在舍斯托夫所输理的现代性谱系图中，我们依然难以辨认我们自身的位置。

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　　《政治的概念》在今年重版，并以此为契机推出了《政治的浪漫派》，施米特这个人，向来是被归入到纳粹一路的思想家，而今却时来运转，突然成为学界大红人，各种奥妙，似乎和中国的国情有着重大干系。施米特讲，现代政治已经是失去了灵魂的政治，亦既现代政治是不讲政治个性的政治，而现代性已经迫使现代政治必须围绕着没有正当性的政治机制。那么，如何为现代性之后的政治寻回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也就成了施米特致命的思索？

　　施米特的引介，得益于刘小枫的言说，据说《施米特文集》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但愿这一计划能顺利完成。

苏珊·桑塔格  重点所在　　2004 年的中国舆论界，注定要为一个词眼焦灼不安。这个词眼就是“公共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成了一个注定难以厘清的概念。如果放入到施米特所思考的政治视野之中，公共知识分子绝对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的浪漫派”所开的政治玩笑。桑塔格就在这个不幸的场合出现在了浅薄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之中，桑塔格的不幸印证的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不负责的心态。中国的“政治的浪漫派”或许很难读懂桑塔格所面对的现代政治难题。

　　上海译文出版社与这本《重点所在》一起出版社的桑塔格著述还有《反对阐释》和《疾病的隐喻》，皆是上乘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