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编辑极力坚持下，《王力古汉语字典》终于在2000年6月问世，初版1万册，极受欢迎，不到一年重印，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现在已经成为中华书局《中华字典》、《中华成语词典》之外的当家字典之一。 
    按照中华书局一贯的传统，学术书稿一向是全稿审查，而且是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局委会三级审稿通过，才会签合同，纳入出版计划。而在那几年，有些书的出版合同仅凭一个题目或只看这个题目有多少资金支持就签订，根本不能保证书稿质量。甚至还有一些合同是在2003年该总经理调离后，其他局委会成员才知道的。 
    一位老编辑说：“不少学者尽管稿费低也愿意在‘中华’出书，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负责，品质有保证，中华书局的书代表着一种标准。而这样的短期短视行为，大大降低了中华书局的学术门槛。” 
    一位已经调离但仍称自己有“中华情结”的编辑，说到现在出版界的急功近利：“不错，‘中华’可能是十年磨一剑，但这把‘剑’可以用10年、20年，而不是三五个月就消失的气泡。” 
    无视文化品牌价值、独断专行、盲目决策带给中华书局的，不仅是巨额的债务、惊人的库存，更有精神上的混乱和传统的迷失。 
    几年内，共有38位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以上的骨干人员调离。一位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宋史专家在离开时说：“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找不到价值，做的事得不到承认。” 
    用另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时候造成一种空气，赚不了钱的编辑都不是好编辑。”通过几次内部机构的调整，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力量被压缩了。在当时的薪酬制度下，文化旅游中心和学生读物中心的人采取年薪制，而中华书局的一些老编审，收入要远少于这些部门的人。 
    曾在中华书局工作了18年的一位编辑说起离开时的心情，眼泪掉了下来：“就好像是背井离乡的感觉。”她说。 
    这位编辑说，中华书局一向是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地方，内敛、温文，虽然清贫，但内心的荣誉感让很多人可以坚守着这份“中华情结”。 
    她说，那一段中华书局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了“职务”的人不能参评职称，有人放弃了“职务”选择了“职称”，而从待遇上来说职务的更好。“这就是价值观不同，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官位不那么看重。” 
    这样的价值观由来已久。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陆费逵邀请梁启超主编。在对股东会的报告中，陆费逵说，创办《大中华》“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那样的气魄和胸怀，并非不追求盈利，否则，也不可能有陆费逵主持业务30年间，中华书局虽屡历困境终化险为夷，至1937年抗战前夕，在全国设分局40余处，沪港两地印刷厂职工达3000余人。 
    关键是，利从何来。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华书局做的是“加法”，这一年多来，则一直在集中精力做“减法”。现任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李岩认为，“知道什么应该做固然重要，但知道舍弃什么、什么不应该做更重要。” 
    编辑部门的设置，从过去的12个板块，压缩到现在的4个：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汉语工具书、大众文化读物、学生读物。 
    一年前，中华书局成立市场部，大概算是这个已有92年历史的老出版社表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的一个姿态。 
    2003年12月1日，中华书局网站上刊登“拟重印图书目录读者征求意见稿”，不到10天，就收到读者来信近百封，对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目录中130余种市场上断档已10年以上的图书，大部分已经出现在2004年图书订货会中华书局的书单上。
    “这是我们向读者和市场发出的信号。”李岩说：“这些书，始终是‘中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