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中华书局，脑子里浮现出的，一直还是位于王府井大街、与商务印书馆比邻而居的中华书局。喧嚣躁动的商业街上，两家中国历史最悠久、支撑了几代人文化脊梁的出版社，静静而立。想起来就让人觉得温暖平和。不远处，还有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早搬家了。”对方说。为了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赶快上网查。果然，网站上写得清楚，地址是“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距离原来王府井的地址10多公里。一位编辑后来告诉我，他们1997年刚搬来的时候，周边还是麦地。 
    “路口往进走大概三四百米。”一个路人告诉我。简陋的洗车铺、宾馆、小饭店、鞋城叫卖的大喇叭、手腕粗细的树，还有路边看相算命的小摊……这一切，和记忆里那些皇皇巨著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白瓷砖的外墙在来往车辆扬起的尘土里泛着灰色，像一张病后初愈的脸，只有那个著名的徽标给人一丝亲切。 
    创办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教科书为主，后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辞书和古籍。 
    1958年后，中华书局转变为以文史哲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著作出版为主业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文》、《全唐诗》、《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华大藏经》、《永乐大典》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语言文字的经典文献和古籍整理图书。特别是历经20年时间，组织全国上百位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等丛书，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阳春白雪的中华书局也尴尬地遭遇着“使命”和“活命”的难题，图书销量下降，经营捉襟见肘。尽管从1982年开始，中华书局每年都享受着国家独一份的古籍出版专项补贴，然而，20多年未变的50万元，如今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1997年，中华书局新任总经理上任，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查看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有点耸人听闻：“中华书局大张旗鼓杀入教辅书市场”、“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系列旅游读物”。 
    1996年至2001年的5年内，中华书局出书品种由177种一跃到437种。《中华时尚》杂志、《中华漫画选刊》、《高考专业填报指南》等与中华书局传统相去甚远的书刊，也纷纷横空出世。 
    结果如何呢？ 
    “一下推出了近200种教辅图书，却根本不了解教辅书的市场规律。”一年前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市场部总监王军说，“一般情况下，教辅类图书每年六七月份就要订货、铺货到位，而我们的到9月还没出来。” 
    中华书局原有的图书发行渠道，更不适于此类书的经销。新的销售网络建不起来，于是就荒唐地出现了教辅类图书被发往古籍书店的情况。 
    一位已经调离的前中华书局编辑告诉记者，当时很多和经销商签的合同里，都没有相应的制约条款，比如完不成包销数怎么办，“那经销商当然什么数字都敢签”，于是有了《中华活页文选》订货码洋5000余万元的报道。但很快繁荣的“数字泡沫”破灭了，大批量的退货让中华书局不堪重负。 
    作为1998年重点书的《中华漫画选刊》，出了三期就草草结束了。 
    共计百余种的《中国旅游指南》和《世界旅游指南》，都是中华书局在2000年前后推出的重点图书。然而从英国AA出版公司引进版权的《世界旅游指南》翻译粗糙，质量不高；《中国旅游指南》中不少内容是从别处摘转而来，不是第一手资料，信息落后，甚至图文不符。 
    2000年中华书局还推出了“二十四史”简体横排本，全套63册，精装本定价近2000元。 
    “当时讨论的时候，内部反对意见非常大。”一位已经退休的编辑说，主要是对这部书的市场前景不看好。这位老编辑说，以《史记》为例，普通读者可能会看里面的“列传”“本纪”，而不会看“表”“书”等内容，再说，繁体字不能随意改成简体字，有很多会出现歧义。 
    “这样的书，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看，而一般读者也不可能去买，属于上下够不着。”再加上资金投入巨大，出书时间太紧，质量更是难以保证。然而众多的反对意见，都没有影响到最后的决策。 
    相反的，有些编辑一致看好的选题，却有中途夭折之忧。 
    1984年，王力先生以84岁高龄，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一部古汉语字典，预计分四册，四年完成。后来先生因病谢世，未能完成，由几位高足继承先师遗志，分工继续编写。1999年，在这本字典最后定稿的过程中，时任总经理却以没有市场为由，不想出版。 
   “当时吵得不可开交。”一位编辑说：“商务印书馆一直很看好，一顺手就可以接过去。这真是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到别人锅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