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中华书局就将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成为百年老店了。中华书局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办出版，做出版人，比的是精神气象和文化格局，不只是战略、营销，更不是资本、利润。

　　当年身居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要职的陆费逵，从辛亥革命的枪声中感受到中华民族正万古开新篇，感悟到社会文化将为之豁然大变，首先是教育格局和内容会大转身、大变革，新的国民教育理念、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材会喷薄而出，而执掌决策权的商务印书馆经理人依然驻足于商业惯性中静待其变，不敢有大的作为。于是陆费逵以超然的胆识，毅然决然的气概，脱离旧巢，与戴克敦、陈寅等人创办新机构新品牌，在新的国民教育大潮中放手一搏，这才有了中华书局在上海的赫然挺立，书写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传奇。

　　就机构品牌气势而言，相对于其他出版企业，“中华书局”四个字是很具豪气和抱负的，这种气势还可以从《中华书局宣言》中看到：“立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材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可见他们将出版看作教育国民、改造社会的大事业。当然，这种豪气和这份抱负并不停留在招牌上、理想中，中华书局成立后一系列重大出版项目更是气贯长虹。最初的“中华教科书”系列，高举“教科书革命”的大旗，一度占据23%的全国市场份额，《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饮冰室合集》等频频展现古籍整理的大手笔，而《中华大字典》、《辞海》的出版则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的先河，还成了中华文化凝聚力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于1954年迁往北京，出版业务范围也作了调整，主要承担起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各类历史资料的编校、整理和出版工作，出版了《全唐诗》、《全宋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籍整理工程，令人肃然起敬。近年来，中华书局又在传统文化普及方面开创出一片“蓝海”，出版了《论语心得》等风行大江南北的畅销书，值得称道。

　　上海出版业是光荣的，因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开明书店这些著名的出版机构都创办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荣幸的，因为中华书局北迁后，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在上海成立的机构现今大都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58年，经中央同意，上海先后成立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中华书局图书馆划归辞海编辑所。改革开放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改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如今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与中华书局南北辉映，他们各有所据，各有特色，成为有分工、有竞争、有合作的古籍出版双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也更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继续着《辞海》这一伟大的民族出版工程的修订工作，至今已出到第六版，还成为全国工具书出版当之无愧的重镇。而中华书局于1922年创办的《小朋友》杂志如今还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延续出版，老树新芽，不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百年沧桑百年潮，万里江山万里云。在中华书局百年华诞，缅怀出版先贤的雄心傲骨、丰功伟业，那一份“铁肩担道义，妙手育雄文”的出版魂魄油然而生，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搏击市场的过程中，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有大气象和大格局，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