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帘担心自己“贻笑大方”    在论争中，正如俗语所说：“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舒帘先生在今年9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莫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一文。他“隐隐感觉到”，“鲁迅研究的现状”，“似乎有些不对劲”。“不对劲”在哪里呢？是在有些人“就对'脐下三寸'感兴趣”，从而“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他指名把我作为第一例，因我“披露隐私”，做得实在“太出格了”。舒帘作为第三者，为什么不冷静地考虑一下，我是在炒卖“隐私”吗？《魔祟》所写内容本来就属于“隐私”。但它既已公开发表，且由海婴先生编入《许广平文集》，人们就有了研究它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基本上说清楚了《魔祟》的内容，难道不是研究中的一点收获，倒是罪孽？我们进而认为鲁、许开始同居不是如过去所说的1927年10月而是1926年初夏，这无论如何也是研究中的一点收获吧，难道反而是罪孽？
    古今中外，包括苏联时期在内，任何伟大作家的研究，都包含作家婚恋的研究在内。一个人的婚恋，反映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素养、政治倾向、个性、脾气、爱好，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可见，许寿裳不忘在鲁迅年谱中写上婚恋的内容，正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我们认为鲁、许早在1926年初夏就开始同居，这对研究鲁、许的叛逆性格，研究他们当年的思想、文字、革命活动，研究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越来越明白的事实，因而也就谈不上这会不会影响鲁迅的伟大，会不会减损鲁迅的光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鲁迅本人多次论述过婚恋与革命的辨证关系。可是至今仍然有人把革命与婚恋对立起来，甚至有人为了表示他的“革命”，认为“一谈就俗”。舒帘竟然认为我们对《魔祟》的研究，对鲁迅婚恋的研究，是出于“对‘脐下三寸’感兴趣”，从而“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这是胡说，是血口喷人，我们严正拒绝这种指责。
    舒帘文中又举出“对‘脐下三寸’感兴趣”从而“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的第二个例子，是李庆西先生的《“夜濯足”》。此文发表于1994年7月4日《济南日报》副刊上。近千字。文章说：检阅鲁迅日记，发现“鲁迅并非每天‘濯足’，月余甚至数月方有一次”，“这是很不同于常人的”。“有人揣测，‘濯足’乃鲁迅记载性生活之隐语”。文章却又认为：鲁迅日记中有时的记载像是隐语，有的却又不像隐语：“这还是一个谜。”文章最后说：“倘如证实'濯足'就是洗脚，没有别的意思，那倒也贻笑大方。”接着同报又发表一篇短文，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濯足”就是洗脚。后来百岁老作家章克标在《文汇报·笔会》也发表一文，说二三十年代许多人都不是天天洗脚的，“夜濯足”不可能是什么“隐语”。李文和其他人的文章，没有一句低级趣味的话。读鲁迅著作，有了一个疑窦，几篇小文章讨论一下释疑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也得禁止？舒帘文中还说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说，鲁迅先生日记中偶尔记下的'夜濯足'，决不是那天晚上鲁迅真的洗了脚，而是隐晦地记载了他和许广平的性生活。”这在李文和他人文中根本没有的。而且无人提到过许广平。人家文章中没有的话，舒帘编捏后强加在别人头上，然后开展大批判，这种做法实在太出格了。
    舒帘文中还举出“对‘脐下三寸’感兴趣”从而“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的第三个例子，是有篇文章说“鲁迅在北方的冬天也只穿单裤，是为了抑制性欲”。这篇文章就是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文中确有一句“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夫人是不要好的。”郁达夫说这话是一个学生讲给他听的。舒帘引用孙伏园《哭鲁迅先生》中一段话，认为鲁迅不穿棉裤是为了生活简单，来驳斥郁达夫。孙文发表于1936年11月，后收入1937年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在同一辑中，收有郁达夫的《怀鲁迅》。因此，郁肯定看过孙文。二年后，郁达夫写《回忆鲁迅》时对鲁迅冬天不穿棉裤，谈了他的看法，自有他的道理。对一件事有两种或几种看法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只许孙说不许郁说？郁的《回忆鲁迅》是一篇真实、坦率的回忆文，决无低级趣味的东西，史料丰富，是鲁迅研究者必读的文字。舒帘说郁达夫写此文是出于“对‘脐下三寸’感兴趣”，是对此文的严重歪曲，是对郁达夫的严重侮辱。竟因这篇文章，舒帘还要追究为国捐躯已56年的郁达夫对现今的莫须有的所谓“把鲁迅研究引向庸欲化”的责任。这实在太荒唐了。舒帘在他文章的开头部分担心自己会不会“贻笑大方”，难道岂止是贻笑大方？
    我们反对低级趣味，但并不一概反对谈论婚恋和性。婚恋和性，说到底是社会问题。鲁迅的许多作品就涉及到“性”。他晚年写了一系列杂文，从“性”的角度，揭示了妇女和儿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所受到的压迫和凌辱，揭示了没落阶级的腐朽，还特别揭露那些卫道者们的虚伪嘴脸。难道都是出于“对‘脐下三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