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是尾声的尾声    事情又要叙述到本文开头的地方。在《鲁迅与许广平》刚出版时，陈潄渝化名“裘真”写了《着了魔的心理分析》，在《中国文物报》、《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又送《人民日报》读书版，又在电台广播。如此浩大批判声势，要是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我还来不及答辩，单位恐怕就要成立专案组，但时代不同了，陈潄渝没有能实现以非学术的手段达到非学术的目的，却得到了三种反应：
    一、我发表了《关于〈鲁迅与许文平〉的几个问题》，使许多人明白了是非真相，还使不少人约略地了解了陈潄渝的霸道。
    二、《人民日报》读书版在发表“裘真”即陈潄渝的一文时改了题目，并删去了一些霸道的字句。8月11日，读书版以《来函照登》为题发表了刘绪源先生的信，编者还给这封近千字的信加了细花边框框。信中说：“我在《鲁迅与许广平》一书《序二》中，提及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即已同居，是错的，是批评的对的，特在此表示感谢。但裘文中所坚持的过去的结论'1927年10月同居'，却也是错的。现在已经知道，许广平对此事有明确的记载，正确的时间应在1926年5月。”
    信中又说：“裘文先是说‘1927年10月’的同居是一个‘重要史实’，后又说‘这些日期对于鲁迅研究’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后又认为他人的研究是将'目光盯住其脐下三寸'，我以为是前后矛盾的，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公平和不严肃的。”
    信中又说：“《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从外围的材料进入研究，从许广平的剧本《魔祟》中的季节和环境，敏感地发觉过去的结论有误。这样的研究，我认为至少还是应该允许的（我个人则是欣赏的）。后来发现的材料所证实的1926年5月，与《魔祟》中的时间（初夏）与地点（极似北京西三条鲁迅旧居），就惊人地相合了。这也说明上述的研究方法还不应一棒打死，当然也不必讥讽。”
    这封信对我来说当然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把许广平有关日期的记载作为重要史料来看，而不是像舒帘那样惊慌失措似地大喊大叫“隐私！隐私！”我十分敬佩《人民日报》读书版编者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
    三、各地读者逐渐了解到《鲁迅与许广平》确是一本内容真实又较具可读性的书。许多城市甚至包括北京，曾一度售缺，虽然出版社已经重印了一次，但最近太原市一位同志来信，他们那里又已买不到此书。
    然而，陈潄渝好像意犹未尽，他在徐州又攻了一通《鲁迅与许广平》。他说了“玻璃方框”呀、“煤油灯”呀以后，又说了这么一段话：“该书作者……为了在商品大潮中下达到媚俗的目的，竟然背弃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尊严，这种做法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在裘真的文章中，他也有这类句子。不少朋友对我说：争论应该是理性的，不要情绪化。我完全赞同这意见。但是陈潄渝离开了这类棍棒套话，他的文章就更显得没有“份量”了，他是不肯丢弃这类貌似汹汹其实泛泛的言词的。而且，他在滔滔不绝地又无中生有地指责别人的时候，从不自律。在鲁迅研究界，谁是“商品大潮”中的“弄潮儿”，恐怕也是有目共睹的吧。但陈潄渝就是缺少自知之明，那还奢谈什么“最基本的尊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