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总理环视着150平方米的演播室。演播室里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十几人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总理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时机正好。 我说:“总理,这里的记者只是《焦点访谈》记者的十分之一。” 朱总理听了,很注意地问:“你们有那么多人?” “是啊,他们大部分都在外面采访,他们也很想回来和您直接交流,但没法儿回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说着,题词本就放到了朱总理面前。 这时,丁关根部长说:“不要请总理题词了。” 我和方宏进忙解释:不是题词,就是给我们的记者留句话。 朱总理笑了,欣然命笔: 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这时白岩松他们鼓起掌来。朱总理笑道: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又写道: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演播室一片掌声,我们把题词本朝向大家,朝向镜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十六个字。 接下来,朱总理用1小时20分钟时间阐释这16个字。我一边听一边想,善于运用舆论监督的力量,可以看作是一门领导艺术,是一种胆识,是现代领导者的一个标志吧!不少新闻界同行说,这16个字,不仅仅是对《焦点访谈》说的。 在与《焦点访谈》记者的座谈中,朱镕基总理神情专注,看得出,他对一线记者有一种由衷的感情。看来,以“在外面采访的记者”的名义提出“留句话”的请求,感觉对了。总理不会对奔波在前沿的记者说“不”。 座谈结束了,一个得寸进尺的要求又提出来了。白岩松大声地、恳切地说:总理,我们几个主持人想跟您合张影。总理停住了脚步,于是在中央电视台方楼大厅里,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与我们的总理、我们的忠实观众、我们的支持者一起合了影。 这是让我们珍视的一瞬。 这是让我们回味的会面。 上有尚方宝剑、下有百姓叫好,《焦点访谈》越来越火,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人遇到麻烦,遇到冤屈,就会说:去找《焦点访谈》。面对这种情景,我常问自己-- 我是谁 中央电视台在媒体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焦点访谈》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拳头栏目。在全国性的优秀栏目评比中,《焦点访谈》总是名列前茅。继《焦点访谈》之后,在各地方台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栏目,被观众称为“小《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形成了一种现象,它受关注的程度,它承受的期待,它享有的荣誉,都远远超过其他栏目。它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有的观众索性就把《焦点访谈》叫作“青天”、“救星”、“观世音”……。 在这样的盛名之下,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怎样把握自己?特别是我们这些“脸熟”的主持人能不能找到感觉?这时,职业的光荣感、神圣感油然而生,也恰恰是在这时,太容易产生错觉了,太容易失去定力了,太容易理直气壮了。 我提醒自己:我只是偶然地成为《焦点访谈》的一员,只是由于脸熟偶然地被人看作是《焦点访谈》的“门脸儿”。受到注目,受到期待,受到爱护,只是因为观众与一个“熟人”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而已。 我提醒自己:《焦点访谈》只是众多媒体众多栏目中的一个。媒体就是媒体,它不是法院,它不是钦差,它不是审判官,它不是政府。它行使监督职能的时候,就像是睁着的眼睛,这就行了。 我提醒自己:《焦点访谈》是中国这个阶段的特有的现象。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转折期里,新旧碰撞,旧的作废了,新的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因此在很多方面缺少秩序,民主法制尚不健全。在这样的时候,急需一种力量对这个社会进行监督、促进。《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应运而生的,它是特有的阶段所产生的特有的现象,它的作用显得有些非常。我们作为身在其中的人,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让自己的感觉也变得非常。 在种种提醒之下,人就慢慢变得平和了。尽管有时还紧锁眉头,忧心忡忡,但不会一惊一乍,正如方宏进说的:我不能天天拍桌子。从容、冷静、大气、自如--成为我心目中追求的荧屏形象。 电视这一行,也有不少负面的东西。比如它会很容易地培养一个人的虚荣、傲气和浮躁。在一个名栏目里,这些东西的滋生就更容易了。而经常问自己:我是谁?就有了一种抵抗力,像打了疫苗一样。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一开始是记者群体形象,后来向几个人主持集中,最后形成总主持人。成为总主持人以后,我尝到了-- 红烧头尾的滋味 早期的《焦点访谈》,主持人在记者组里,采编播合一,又当记者,又当编辑,又当主持人。在一期节目里,我又在现场,又在演播室,又在片尾字幕编辑栏里。 成为总主持人以后,就侧重于演播室的工作了,与记者们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记者在现场皑道,主持人在演播室点评。 这种已成固定格式的头尾主持,被人戏称为红烧头尾。 红烧头尾,也算是不大不小的一道名菜吧?烧起来,真不大容易。 首先,得了解”鱼身子“--节目主体。事情的来龙去脉,政策依据、口径分寸、拍摄手法、叙述方式、记者风格等。看一遍编好的节目是最好的了,一看就知道了是怎样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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