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用事实说话—中国电视焦点节目透视》一书。
主持人的话：我与《焦点访谈》敬一丹（作者系《焦点访谈》总主持人。））那个电话，决定了我的一次转折
    1９９３年冬，一天，我接到制片人孙玉胜的电话：“我正在筹办一个新闻评论节目，将每天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间播出，每期１３分钟。我想到两个主持人，一个是方宏进，一个是你，你愿意来吗?”
    我有些意外，问：“这栏目叫什么名字?”
    孙玉胜说：“还没有起名字呢。”
    后来，这个栏目办起来了，起了个名字叫《焦点访谈》。
    但当时我并没有招之即去，因为我放不下《一丹话题》，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冠名的栏目，是我倾心投入的一个栏目。对她，我像对女儿一样牵肠挂肚，一直很努力也很吃力地支撑着每周的８分钟，支撑着一个又一个经济话题。虽然栏目办得不够好，但有头有尾才好。于是，当《一丹话题》办了整一年后，我才开始去实现与孙玉胜的约定。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着孙玉胜他们几个很前卫的电视人，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出手的节目将与众不同。１９９３年５月１日清晨，我早早起来，打开电视机等待着，想象着，孙玉胜他们的新节目将会是什么样儿?我从来没有对一个自己没参与的节目有这样的期待。《东方晨曲》出来了，我一激灵，《东方时空》众主持人亮相时，我从他们那陌生而青春的脸上感受到早上的清新。这个节目真的是与众不同。有了《东方时空》的印象，我深信，同一群优秀的电视人做出的《焦点访谈》，将是中国电视屏幕上最有影响的节目。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焦点访谈》开播以后，我注视着屏幕上每一个细节，暗自问自己：我行吗?对《焦点访谈》这样的重量级节目，我能适应吗?能胜任吗?
    在这样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检验一下自己能不能走上新路。
    大学毕业以后，我曾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了５年播音员。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了5年经济节目。这期间，我尝试了消息、专访、专题片、系列节目、评论、专栏等多种电视形式，也算有了相当的积累。但细想想，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直接接触新闻类节目，这就像一个报人的作品没上过头版头条，就像一个战士从没上过前沿一样。电视前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到《焦点访谈》，是不是可以饱尝这种滋味?那一定是很刺激，很新鲜，很让人兴奋的。
    向往是向往，可是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能力呢?这时似乎需要客观的标准，需要别人的评价，我才好衡量自己。我想起当初任经济部主任的赵化勇曾说：你适合办言论节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鼓励才有了后来的《一丹话题》。我在经济部主创的获奖节目，几乎都是深度报道和评论。这是不是说明，我做新闻评论节目还有一定的基础和潜力呢?这样一想，我给自己壮了胆。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看《焦点访谈》，那眼光，不仅仅是观众，不仅仅是同行，更是一个加盟者。一种力量被唤起，它积聚着，越来越强，终于，在１９９５年的第一天，我--
走向前沿    当我真的走进《焦点访谈》时，我其实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我以为，新来的，总要有一个热身过程。可是没想到，到一组刚报到，制片人张步冰就说：元旦的节目你来录吧。于是，１９９５年元旦，我有点儿找不着感觉地主持了《焦点访谈》，谈的是京剧梅韵麒风，我有些陌生的话题。而就在１０个小时之前，《经济半小时》刚播完我制作的１９９４年年终节目，也是我的告别节目。就这样在年度转换之时，我实现了位置的转换，真的是辞旧迎新。
    不久，我参与《焦点访谈》一周年特别节目《在路上》。
    记得上路的那一天，是３月１４日午夜。
    再过半个月，就是《焦点访谈》一周岁的生日。生日怎么过?拿什么给观众?几番折腾之后，形成了一个思路：上路，行车采访，从北京到深圳，边走边拍，以车和路为载体，让观众在４５分钟的特别节目里看到我们采访了些什么，我们怎样采访。
    我们的车队由５辆车组成，车队编组有些奇怪，一辆捷达、两辆面包倒没什么，只是那辆貌似运玻璃的大货车和长途卧铺车很是惹眼，后来的很多戏都在那货车上。
    车里边２８双兴奋的眼睛望着窗外。这是《焦点访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摄制组，设备也是最精良的：五六台摄像机、减震器、吊杆话筒、无线话筒、编辑机、录音设备、车载电台……俨然是去打一个大仗。
    我们在卧铺车里穿过静静的京津塘高速公路，谁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前途未卜，有点边走边找感觉的意思。
    次日到德州，发现目标近在咫尺：前方的洗车场正在强迫过往车洗车!
    大家睡意顿消，立刻操起家伙，但晚了，还没等我们布阵，人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企图，不再有什么动作，甚至连人影也不见了。
    出师不利，奔临沂时又绕了远路，大家脸上晴转多云。凌晨到临沂，开会开到清晨，思路慢慢清晰起来，天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