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写信的观众多半是最需要帮助又最缺少沟通宣泄渠道的人。有的观众落款写着：信任你的人。我知道，这信任不是对我个人的，而是对电视台、对我们节目的，我是作为一个代表承受这托付。被托付就是这样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有人说，电视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容易飘起来，可这些来信就像一根根线牵着我，让我与一个个角落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怎么飘得起来呢?然而，我尽自己所能又能为人家帮上什么忙?我只是一个电视人。我经常心怀歉疚地面对观众。
    难道我只能心怀歉疚吗?歉疚和无奈掺在一起，让我对“郁闷”两个字有了新的感觉。在《焦点访谈》年轻的同事之间，“郁闷”是个常用词。在郁闷之极的时候，我问自己：我这样下去，是不是太无所作为了?如果对那些托付我的声音，只是听到了，知道了，就完了，未免太消极了，太不尊重那些拼了全力发出声音的人了。作为媒体中人，特别是作为《焦点访谈》主持人--
不但要倾听，更要传播传播    然而，用哪一种方式来传播这些声音?除了在屏幕上，还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为那些声音找到更多的听众?
    有一天，我的同事李玉强看到我又面对着一桌子信“郁闷”着，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
    这个主意让我心里一动。于是，我们开始尝试。这样的书似乎没有先例。我请教了一些新闻界前辈，以前有没有过用读者、听众、观众来信编成的书?他们告诉我，有过编辑部内部的参考资料，但没见过公开出版物。
    是啊，在以往的舆论环境里，是不太可能产生这样一本书的。在那些非常的年代，怎么能容忍众声喧哗?《焦点访谈》的出现，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标志，它高擎舆论监督的旗帜，赢得了民心，听到了民意。我有幸在这样的栏目里做主持人，才有机会听到这些七嘴八舌的声音。
    有声音，就需要倾听、回应、交流，把它们编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声音，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吗?这些声音是这个年代特有的，因此这本书似乎也有一种记录的意义，它记录着９０年代后期来自民间的声音，将来２１世纪的读者能不能从中听到那时不再有的东西呢?我想，到那时，一些词汇会消失，比如“下岗”、“分流”；一些词汇会减少，比如“贫困”、“打假”、“腐败”、“污染”；一些事情会显得奇怪荒唐，一些事情会显得顺理成章。这就像我们今天看５０年代、６０年代的事儿一样。我常想：如果有谁留下一本５０年代、６０年代的群众来信（读者、听众、观众）集，那读起来一定是很有意思的。《焦点访谈》是一种交流和记录，这些观众来信和一个电视人读信时想到的，不也是另一种交流和记录吗?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便有了一种冲动，有了一种传播的强烈欲望。在《焦点访谈》制片人的支持下，在华艺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沙洲的全力推动下，《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于１９９８年出版。
    《声音》一书与读者见面即得到肯定，后来我在很多地方与读者直接接触时，都感受到读者的热情。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文质彬彬的学子，到双手老茧的农民，都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有时，读者要求我在书上写几个字，我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上：期待共鸣。出版社的朋友说：“你的观众缘挺好的。”我回答：“大家是冲着《焦点访谈》来的，我是借了《焦点访谈》的光。”我深知，这本书的读者，首先是《焦点访谈》的观众，如果没有《焦点访谈》，就不可能有《声音》，《声音》可以说是《焦点访谈》的某种补充。
    我很欣慰，我终于对那些托付我的人有了一个交待，为那些飘荡的声音找到了一个落点，找到了更多的知音。同时，我也知道，那些托付我的人对我、对我们《焦点访谈》记者，还有更多的期待。
    期待我们的，不仅仅是平民百姓，还有中国最高层领导。我们的节目进入万千寻常人家，也进入了中南海。从党的总书记到各位常委都经常收看和过问《焦点访谈》。
这一天--朱镕基总理来到《焦点访谈》    那是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下午一上班，我们就来到《焦点访谈》演播室，等候总理的到来。
    我们都知道，朱总理是《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他几乎每天看我们的节目，还经常在会上问与会官员：你们看了昨晚的《焦点访谈》了吗?有好多次，朱总理从记者披露的现象入手，解决政策问题。我常想，总理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焦点访谈》呢?也许在他眼里，《焦点访谈》是发现问题的一个窗口，是了解民意的一个渠道，也是促进工作的一个手段。
    期待中，我有些不安，因为一会儿我要完成一项“任务”。制片人交派给我的任务有点儿艰巨：请总理题词。
    我们都听说，总理曾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虽然这是未经核实的传闻，但也挺符合朱总理的性格。既然这样，我们请总理题词不是有点儿冒昧，让人为难吗?
    从前天制片人派活儿，我就一直在琢磨。怎么开口提出这个要求呢?怎么能让总理接受又不勉强呢?一直到总理走进演播室，坐在主持人每天坐的位置上，我心里还在七上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