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节目下来,制片人评价:“你的节目缺少刚性。”“你是介于传统和前卫之间的形象。”我慢慢明白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这差距后来也一直存在着。在选题上,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短兵相接的批评报道则是我的弱项。曾有人戏言:在《东方之子》当记者,是与名人打交道;在《生活空间》,是与凡人打交道;在《焦点访谈》,则多半是与坏人打交道。而我呢,在面对坏人的时候,我也许斗不过他,因为我没有智勇双全;在面对犯了错儿的好人的时候,我又下不了手。我有点儿心虚地为自己开脱:节目要长久存在,不也需要刚性以外的东西吗?前卫和传统之间的中庸不正是被多数人接受的吗?但每每看到我的同事们做出锋芒尖锐的节目,每每看到这样的节目强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我总会由衷地喜欢,也由衷地感到自愧不如。 如果一个肌体不健康,生了疮,生了肿瘤,同时这肌体失去痛感,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就会无视病痛,耽误治疗,危及生命。就这个意义来说,《焦点访谈》正是让人产生痛感的节目,这痛感,有时是刺痛,有时是隐痛。我倾向于做那些带来隐痛的话题。比如:生态、贫困、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说这样的话题,往往一时也找不到出路,这多半是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沉在里边,我体验到-- 从未有过的沉重 加盟《焦点访谈》不久,我就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沉重。这沉重,是由于被信赖、被重托、被期待带来的。那时,一进办公室,一看到成袋成堆的观众来信,我就会忧喜交加。爱看,又怕看。不看,又不忍,不行。 《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数量在中央电视台各栏目中是名列前茅的,有很多信封上写着主持人的名字。每次拆开一封信,我都想象着写信人的情景,那也许是想了很久,写了很久。那委屈,那不平,那愤懑,在字里行间。当他央求识文断字的人代笔写下心里话时,当写信人细心地贴好邮票的时候,当他走上几十里山路把信投到信箱里的时候,该怀有多大的希望,多大的信任啊! 一位东北姑娘在信中称我作大姐,信是用白纸写的,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她讲了姐弟几人苦苦求学的故事,从小到大,她们总是面临着失学的危险。她是家里的长女,她恳求社会救助,恳请舆论媒介关注。 一位经理在信中倾诉他的苦恼。他陷入了复杂的经济纠纷,求解脱而不得,想发展而不能,官司拖着,企业都拖不起了。他无奈之中求助于电视台。 一群工人写信为厂长打抱不平,厂长被撤了职,工人们却把厂长的功劳一一道来,希望社会舆论来评说。 几位农民寄来一张张白条儿,还有印满了红指印的“万民折”,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却找哪儿也说不清,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上乡、上县、上市、上省,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焦点访谈》上。 …… 这样的信,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封。这些事,不是都该有地方管吗?教育部门管上学的事,福利部门管救济的事,经济法庭管官司的事--然而,为什么弄来弄去,都把希望寄托在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呢? 甚至有不少农民与律师一起找到了电视台,他们的命根子土地被占了,他们千里迢迢进京上访,倾诉不平,寻求公道。我问过了农民又问律师: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呢?律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舆论比法律有力量。 我不知道如何回这些信,如何回答这种种期待,种种要求,因此,面对着这些信时,总感到心里很沉,很乱,很歉疚。 一个电视节目,一个电视工作者,能让那么多观众,让那么多身处困境的人信任着,期待着,这是难得的,是让人欣慰、让人珍惜的,然而,若无力给人一点实际的帮助,不是一种辜负吗? 说不清那律师的话有没有道理,也说不清以后面对那源源不断的观众来信时怎么办。走进《焦点访谈》之初,只希望,那信中的沉重少一点儿。 几年过去,这种沉重感有增无减。往往看过一些信,就得再干点儿别的,比如出去透口气,看看轻松点儿的晚报,才能把胸中的沉重压迫的感觉减轻一点儿。当我又整理了一批信件,长长地叹出一口气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如果我主持的是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轻松节目,我也许就不会面对这份沉重了。但既然选择了《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也就选择了面对沉重。 当这份沉重这样集中地汇聚到眼前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戴灰色眼镜的感觉,似乎满眼都是不如意,满眼都是不平,满眼都是肮脏,人的心情也很容易灰下去。我极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在沉重面前,不受伤,不麻木,不灰心。 我提醒自己,能不能以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信呢? 从此,看信,成了每天的功课。 当每天几十封写着“敬一丹收”的观众来信汇聚到我的办公桌上时,当我拆开它们时,我似乎能听到众声喧哗。每个信封里都包裹着一个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人生,它们都以直接的、朴素的“原生态”展示着生活的面貌。这声音有些嘈杂,但今天的七嘴八舌比起昔日的异口同声或缄口不言来,不是一种进步吗?嘈杂的声音里也有生动、鲜活、真实的生活。它们虽然不能都用在《焦点访谈》节目里,但它们有着极独特的价值,它们是我们认识社会的窗口,它们可以是了解民情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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