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中国出版市场的利润构成，也在催促出版社转制图强。 

    传统的出版业务中，教材教辅是利润龙头，占整个市场的60%～70%。“但现在为学生减负的呼声很高，教材和教辅呈下降趋势，市场竞争的焦点很快会集中到对市场化图书的争夺上来。”罗晓说。 

    市场颁化的外力督促着出版社改革，出版集团内部的产业结构也是转制势在必行的一个诱因。 

    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业的航母。2002年4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等13家行业内顶尖级出版发行公司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出版集团。这些”国家队“级选手的加盟，使中国出版集团去年共有110种图书被评为国家级好书。 

    但虽然上游有名牌出版社提供内容，下游有新华书店总店担纲发行，中国出版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王云武介绍，自从90年代前期新华书店实行地方承包以来，总店和地方网络的联系便被切割，新华书店总店的发行能力遭遇重创。而民营资本的发行能力却在暗中滋长。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现在全国各地已经至少有二、三十家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其中大多数兼营图书出版策划与发行。 

    中国出版集团嫡系的出版社也均实行多渠道发行，新华书店总店仅能分得发行市场的一小杯羹。 

    12月1日以后，中国在WTO中关于发行业的承诺开始生效。外资在国内发行领域不受任何限制，投资比例、经营项目、设立地点均由投资者自己决定。同时民营资本进入图书流通领域的门槛也将大大降低，发行业的改革首当其冲被提上日程。 

    下游的改制必将牵动出版业上游业务的变革。中国出版集团便冀望借改制东风，改变集团内部单兵作战的局面。 

机制转变的现实影响    目前，出版业几乎所有试点改制单位的手中，都有一份国务院的红头文件，里面将改制的重要目的描述为转变机制。 

    文字的表述是抽象的，实践中，机制的转变会产生什么新的命题呢？ 

    谁来监管转制以后的文化产业，这是一个没有前例可循的问题。“以往的出版集团都属于事业单位，由各地方政府或地方宣传部，出版局管理。”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告诉记者。但转制之后的出版集团由事业单位变身企业，以往的监管单位在性质上已不适用。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虽然有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但所辖企业均属于物质生产领域。 

    “目前正在讨论，是否要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来监管转制后产生的大批文化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改制虽然是出版业的内部改革，但刚拉开序幕，就已经波及产业链的终端读者。 

    企业经营将逼迫出版业务面向市场，资本将从选题，发行等各种渠道影响精神，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趋势。2004年春天，三联书店顶着不官不商、有学术性书香的光环，开辟了编制教辅材料的新阵地。这一业务变更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背负骂名的三联新任总经理汪季贤的解释是：“这是单位内部小事，不值得炒作。我们要关注的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出版社如何按照国家的文件精神进行改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市场化选择的对错，只能交给市场去评判，尽管伴随着改制的深入，企业经营的逐利性，它会一再冲击管理者和读者的心理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