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是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城市。它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自觉，率真的民族情怀，还有着先进的文化意识和不恪守传统、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这些构成了上海内在的精神品格和城市文化涵义。在这一文化生态中孕育的上海出版业，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传播便成为一个文化传统。从清末民初出现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到三四十年代的生活书店，都将传播学术文化视作出版人的职责所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吕澂《因明纲要》、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艾思奇《大众哲学》、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钱钟书《谈艺录》、王国维《人间词话》等等，这些权威、经典性的学术名著在各自的人文学科领域显现了学者们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和承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和睿智的思想成果。据《中国学术名著大辞典》的资料统计，列入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名著近千余种，几近95％为上海出版，其中以商务、中华、上海书店居多。正是如此，上海构建了学术文化出版的制高点和传承思想文化的张力，才确立了它的“中国出版重镇”的历史地位。由此而言，学术文化的出版自觉，是构建现代内涵式文化的重要支撑。没有自觉和创新的学术文化出版，现代大都市的文化建设也自然失去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张力，出版业也难免会陷入商业化、平庸化、低端化的困境。 

    若从现代世界文化大格局的视角去审视大都市文化及出版业，也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学术文化被视作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也是判别出版业是否成熟，并能否“走出去”融入世界出版大格局的标志。虽说，学术著作发行量有限，但其影响甚广。由于学术著述的作者大多是站在探索人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的学者、专家，其著述往往起着影响专业学术建设，乃至政治、社会文明的重要作用。被人们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儒学、德国哲学、法国的艺术美学、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著作都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文化的出版是一种显示世界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所达到高度的标识。世界文明成果的国际化也是因为学术著作出版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才显示了它的真正意义。国际出版界的有识人士曾预测，国际化和信息化是世界未来出版的两大趋势，而学术图书的出版将在这未来趋势中扮演“先头兵”与“主力军”的角色。为此，构建中国的学术文化出版高地是刻不容缓了。 

    学术出版高地是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规划和构建的。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本土学术文化的原创著述，二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西方学术文化成果的译介，二者兼顾，不能单一以引进西方学术为圭臬。即使“引进”，也要有所选择和甄别，学术与意识形态毕竟要有界限的。当下，出版界热衷于拿来主义，偏爱“引进”。有学者统计，近世纪来，中国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将近10万余种，而西方翻译中文学术著作仅为百余种。显然，西方学术文化取代了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位置，中国学术文化形象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也说明，中国学术文化的出版不仅是现代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维持中西文化格局，重铸中国文化形象的关键所在。 

    当然，构建学术文化的出版高地需要体制及机制上的保证。舍此，这一文化战略目标毕竟是纸上谈兵，徒于形式。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方面的建设和思考： 

    1.统筹规划，协同合作，分步实施。参照古籍整理规划模式，也应对中西学术著述的出版作整体规划，设计一个具有开放性、经典性和现代性兼容的框架，避免选题的交叉、重复和低端化，加强社际合作（包括跨地区的、跨国界的），改变各自为政、分散、无序的作坊式生产，用分类指导的管理模式组织实施。 

    2.构建中国本土学术图书的文化制高点。研究中国学术图书走向世界的文化定位，话语定位与形式定位，融入西方文化思维话语范式，以标志性、原创性的中国学术图书参与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在确立上海学术文化强势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上海的品牌和特色。 

    3.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并兼顾国际规则的学术评估机制，在公正、公平原则上严格遴选学术选题，确保学术著作的质量，激励学术新人脱颖而出，使学术文化出版始终保持创造的张力。 

    4.精心培育、扶植若干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机构，树立中国学术文化形象。政策扶植要与人才培养并重。既要给予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倾斜，也要有举措培养一批有现代出版意识及学术素养的出版人。 

    5.按国际化运行规则，建立由企业、学术团体（机构）、政府诸方面融资及管理的学术出版基金会，为学术著作出版提供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