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民主。民主处于危险境地吗？我们所谓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切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真正存在过吗？说到一切我们是实打实当真的吗？一切性别，一切宗教，一切种族血统？我们称之为民主的这一制度是否值得维护，或者说是否值得追求？我们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有多少言论理应自由发表，由谁发表，围绕什么议题来发表？社交媒体革命赋予在线人群前所未有的力量，如果你喜欢他们，就称之为“运动”，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就称之为“暴民”。这究竟是好是坏，抑或只是过时的群众活动的延伸？

  “烧掉一切”——我们这个时代一句流行的口号——是否真的意指一切？

  比方说，一切是指一切文字吗？那么譬如一些人习惯称之的“创作者”又如何呢？作家和作品呢？他们——我们——仅仅是代言人，散播自以为有益于社会的陈词滥调，还是我们另有职责？如果这种职责别人并不赞同，那我们写的书就应该付之一炬吗？为什么不呢？以前就有过这种情况。书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些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我一直被人问及，也一直扪心自问。以下是一些答案，或者应该说是一些尝试。说到底，这就是随笔的意义所在，是一种尝试，一种努力。

  我把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一个事件或转折点为标记。

  第一部分始于二〇〇四年。在双子塔和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我还在为《羚羊与秧鸡》（2003年）巡回宣传，这是“疯癫亚当”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情节围绕双重危机而展开：一是气候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物种灭绝，二是基因嫁接造成的瘟疫大流行。在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这些假设似乎很遥远，而今却不那么遥远了。第一部分结束于二〇〇九年，当时世界仍因二八年十月爆发的大型金融风暴蹒跚而行——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版了《偿还:债务与财富的阴暗面》。（有些人以为我有占卜水晶球，其实我没有。）

  第二部分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三年。在这四年里，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世界从金融灾难中慢慢复苏。我当时主要忙于写作“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疯癫亚当》。一旦你出了一本书，经常会被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仿佛你偷了个烟灰缸似的，你们会发现我在这其中一篇里，兢兢业业地尽量解释我的罪行。

  我的随笔写作生活可谓丰富多样。我继续写评论，作序，也不无感伤地写讣告。气候危机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我发现自己对此探讨得更加频繁了。

  二〇一二年，我的伴侣格雷姆·吉布森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预后如何？”他问道。“病情可能慢慢发展，可能快速发展，也可能保持不变，我们不得而知。”医生告诉他。世界的状况也大抵如此。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虽然没有灭顶之灾，但人们满心恐惧，而他们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则如散沙一般无所聚焦。我们屏息凝神。我们照样生活。我们装作一切正常，可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每况愈下的气息。

  第三部分收集了二〇一四年至二〇一六年的文章。美国二〇一六年大选的选前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与此同时，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正在筹备之中——将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开始摄制，此外关于一位十九世纪的囚犯兼背负凶杀罪名的女嫌犯的迷你剧《别名格蕾丝》也正在拍摄。

  自由及其对立面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占据了我的思考。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忙于《证言》的写作，作为《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这部小说将于二〇一九年问世。

  到了二〇一六年年底，时代精神的变化无疑降临到了我们身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后真相的陌生境地——我们将在这一境地之中待到二〇二〇年，尽管看起来有些人决心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第四部分开始于二〇一七年，此时美国担心《使女的故事》恐怕终究不是虚构想象。紧随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是大规模的国际女性游行。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充满绝望和痛苦的时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距离女性权利的倒退还有几步之遥？威权主义的政体是否正在到来？当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在四月推出时，收获了无需多言便已诚服的观众。同年，迷你剧《别名格蕾丝》在流媒体平台播出。《别名格蕾丝》是我们所曾经历的过去，而《使女的故事》则是我们可能遭遇的境况。

  黑客们旷日持久地试图通过网络窃取我的最新小说文稿，此事堪称我写作生涯中相当诡异的一幕，而后《证言》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出版。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MeToo 运动的兴起。我认为#MeToo 的总体影响是积极进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维·韦恩斯坦式的行径再也别指望不受追究就轻松过关。不过有关借由社交媒体进行抨击的利与弊仍处于争论之中，“文化论战”仍在进行。在此背景下，和韦恩斯坦案、比尔·考斯比案以及其他许多案件的记录者一样，我写下了关于真相、事实核查和公正的文章。

  第五部分从二〇二〇年开始。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而且这个选举年简直异乎寻常——三月真正来袭的新冠疫情使之更加复杂。

  我应邀写了一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文章——我成天在做什么事，我们又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