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锁未来》一书中，作者还从城市想象的角度回应了被反复讨论、十分重要的关于科幻主体性的经典问题，深化了讨论。首先，回应了中国科幻领域“姓科还是姓文”之争，这一论争中蕴含着人们应如何理解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讨论。如达科· 苏恩文（Darko Suvin）所指出的“认知陌生化”是科幻文学的重要标志，科幻小说通过陌生化的手段，为现实提供了一种探索方法。其次，讨论了科幻作品的价值，即“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中的城市想象为什么重要”？作为一种受到最少现实牵制的文类，任何社会条件都可以以“未来”的名义修改或添加，无需强调真实性或合理性。也正是这种自由的属性，使得这种书写形式在探讨想象与现实的关联及边界时值得深入探讨。在现实世界中受到心灵和肉体双重束缚的人们，可以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新探索时空实践、唤醒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挣扎出新的未来模式。最后一点，也贯穿全书的是关于“人”的讨论，科幻是直面人类问题的文类。当技术更新、人工智能应用成熟，劳动力过剩，人变得多余的时候，又该在何处找寻人生的意义。

  长久以来，中国科幻伴随着一种主体性的焦虑，围绕中国科幻本土性的讨论从未停歇。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并非是为自成一统的世界科幻小说史添砖加瓦而存在，而是作为“整合与回应科技、人类和现代文明三者关系的一种文类”[15]积极参与塑造新的未来模式的探索和挑战。通过聚焦中国科幻中的城市想象，作者描绘出了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不再是单一的、抽象的。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一种社会未来构想的基本格局，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繁荣与城市化的进程同步。在如《Biu的一声消失》等作品对城市空间毁灭的想象中，人们可以看到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在《北京以外全部起飞》《老年时代》等作品中，笼罩一切的城市和渺小的个人之间治理和被治理的关系被再现，这些小说中的中国城市不再仅仅是对西方模式的复制，更展现出了中国的自身特色，这些想象背后隐含了一套观察和批评的独特方法。对空间的管理和切割是以社会的整体效率为最高追求，而“中国速度”或者说时间又构成了等级化的城市生活中新一轮压抑的重要来源。在《荷兰间谍》《赌脑》中，当下的空洞、未来的不可知和过去的美好被展现，再现出了一味追求速度掉入效率陷阱之后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在单一的“时间标准”控制下，全人类被视为共同体，人们必须遵从规定的生命过程，个人经验不断萎缩。就像小说《三季一生》中，即使末日没有到来，在“全球末日监控中心”不断给出的末日倒计时下，人们的人生只能用来等待末日，而非真正的生活。通过基础设施，城市中的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本书中基础设施“不仅指那些以技术为中介，组织时间与空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流通的人造物，也包括由这些人造物组织构建起来的权力关系与文化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环境”[16]，作者认为对基础设施的想象能体现出对城市的理解。受到市场、技术和政府的综合影响，有形的基础设施会同时带来城市生活的进步和退化，因而想象进步的同时，科幻文学深入探讨衰败的后果；对于无形的语言系统来说，当其受到上述三重力量的支配时，导致的是持续的恶化，因而在刻画这一消极后果的同时，科幻文学想象了重振的可能性。在这些对城市想象的论述中，中国科幻的微妙位置得以体现，不同于西方科幻小说对技术得失的关注，中国科幻小说的重点在于挣脱现实束缚、摆脱压迫，解决正在遭遇的问题和挑战，构想中国文明的新形象。

  作者从各个角度分析了科幻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梳理了郑文光、陈楸帆、姚海军对“科幻反映/书写现实”的认知，“郑文光说的‘反映现实’，是指‘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陈楸帆主张的‘现实’是不被主流文学关注的部分。而姚海军认为科幻应该关心的‘现实’，是在现有制度下不便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加以书写的议题”[17]。但上述“现实”的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对于科幻小说如何处理现实关系的问题就未真正展开。作者认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和现实之间正在形成的是一种整体上的循环关系。一方面，在社会形成和传播共同经验的系统化过程中，科幻小说高度参与在描述和沟通‘现实’的环节之中……但另一方面，这一参与受到系统本身的限制，更受制于由这一过程所形成的感觉结构。这使得中国科幻小说在完成对现实经验赋形的同时，少有在此基础上持续推演的余力”[18]。当下，随着现实更新速度的加快，无法书写的内容不断累积，社会共同意义系统变得越发混沌模糊，科幻小说对现实的捕捉面临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