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关于这二人的交恶有聊不完的话题，事实上卡彭特也做了自己的猜测，在书中给了或明或暗的解读。幼年丧母对托尔金的影响刻骨铭心，他在朋友面前欢声笑语、言谈无忌，在孩子面前体贴入微、活泼有趣，但是私底下，他很容易陷入绝望悲观的情绪。幼年时，爸爸就走了，妈妈也走了，自己的生活居无定所，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谁知道哪天还会失去些什么？可能正因如此，托尔金将刘易斯引为最亲密的知己后，却觉得对方似乎越来越像是要远离自己（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刘易斯无法理解，他在《四种爱》中对友谊做了过于理想化的阐发）：他更喜欢威廉斯的写作风格了，他写起了我最反感的寓言，他加入了新教而非我的天主教，他娶了个我完全无法认同的妻子。罢了罢了！虽然我们还在小鸟与小儿（托尔金与刘易斯等人常去的酒吧“老鹰与小孩”的昵称）喝酒，但他不再是他了！事实上我已经失去他了！

  这就是托尔金最私人的一面，他爱之深，也怨之切，并不会恪守什么中庸之道。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托尔金要将费艾诺这样一位性格激烈乃至偏激的人物，选为定下《精灵宝钻》故事缘起的首要角色，为什么要将最重要的精灵字母定名为费艾诺字母。但通过阅读这本传记，多多少少能感受到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托尔金，与费艾诺似乎有些相似之处。而且承认吧，大家不就喜欢这样的人物吗？“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他也许活得比我们多数人真实多了。

以作品来思考死亡与不死的托尔金
  第三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创作：“只是个单纯的故事”，或者并不是？

  托尔金的个性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是完美主义，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作品的无限热爱。

  卡彭特说，不存在两个托尔金，一个是学者一个是作家，他们是同一个人。的确如此。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本《魔戒》这样的小说，在附录里列出小说人物的语言、历史乃至历法风俗，简直像关于中洲和霍比特人的学术研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托尔金的学术研究并不枯燥，他把文学批评比喻成造房子，把西米德兰兹方言比喻成乡绅，把当下的学术体系比喻成塞香肠，还曾把创作民俗传说比喻成煮汤。他简直把小说写成了论文，论文写成了小说。因为在他眼里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件事，都是激发他创造力、给他带来快乐的源泉，而他也一直相信阅读文学作品是引发研究兴趣的不二法门。同时在这两者背后，是同一股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对母亲、对家园、对背后的西米德兰兹及其语言的热爱。他论《卡勒瓦拉》的论文，简直可以看成守护北欧神话传统的檄文，《英语与威尔士语》（The English and Welsh）则是他对母语和威尔士语的深情告白。他还是那个热爱英格兰家乡的托尔金，还是那个用情至深的托尔金，始终如一。

  那么，现实中托尔金的感受、观点，有没有融入托尔金的创作中呢？他本人多半会反对这点。他的朋友乔治·塞耶（George Sayer）曾回忆，托尔金极其反对将他的书视为基督教宣传册之类的言论，他说：“你知道，我从未想过这些，我想我只是在写一个单纯的故事。”但塞耶补充说，托尔金也逐渐开始相信人们告诉他的一些事情，认识到虽然他并非有意，却切实在小说中写进了“神圣的真理”。

  他对现实家园、对年幼丧母的感受，就融入了他的创作中。那就是《魔戒》乃至整个中洲神话中的两大关键词：机械（machine）和死亡。

  有人会把巫师萨茹曼和他在艾森加德的庞大基地视为工业革命的象征，更把他大肆砍伐树林、招致树之牧者恩特们反攻并摧毁艾森加德，视为自然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的报复。更有人因此延伸开去，结合卡彭特传记中的内容，认为托尔金根本就是全盘反对现代化。的确，他讨厌火车，讨厌飞机，几乎不怎么用家用电器（这是一辈子朴素勤俭导致的，晚年他很乐意住在伯恩茅斯中央供暖的房子里，也乐于把火炉换成电暖炉，还爱在电视上看网球赛），喜欢没有机械化耕作的田野，认识到汽车和公路会破坏环境后，就不再买车开车，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尔金就是个阿米绪人。我们别忘了，他最眷恋的萨尔霍磨坊，早已装上了象征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设备，但他对此并无反感。他反感的，是现代化带来的那些负面因素，尤其那些试图控制个人、破坏个人自由、将人们异化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现代化中的机械。他儿子克里斯托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评价：

  我父亲不止一次提到，《魔戒》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机械”。但这里想表达的不是这个词的直观含义，不是火车、汽车或飞机，而是代指一些取代了人类自身天赋才能发展的手段。“机械”就是一种错误的手段，它意味着压迫、支配，尤其对我父亲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对不同想法、意志的压迫。他发现，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