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对此有何认识？似乎他并不全然认同这些变化，他的思想有些守旧。他在信里自陈并非民主派，卡彭特也说他属于“右翼”（托尔金在西班牙内战时是站在弗朗哥一边的，和支持左翼的刘易斯截然对立，但他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当时首相丘吉尔也在演说中支持弗朗哥），对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颇有微词，这可能要让那些对他狂热崇拜的嬉皮士大失所望了。他还在信里说自己“越来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不过，可别有什么误解，托尔金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有君主和国家的存在。他笔下的夏尔就是最好的诠释：一个自给自足、无为而治的小市镇，比起管理市政，市长（山姆）似乎对生孩子、做园艺更感兴趣。国王（阿拉贡）甚至都不踏入镇子一步，他是神在人间的象征，更多用权威而非权力（后者是托尔金深恶痛绝的）在统治国家，用“王者之手即医者之手”的国王神迹带给人们信心和力量。这是理想化了的维多利亚乡村，甚至带着中世纪的色彩。托尔金的政治理念似乎与当时狂飙猛进的政治社会思潮格格不入，也难以适应工业化带来的变迁。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退回到了自己的精神“霍比屯”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正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的田园牧歌之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托尔金这位英格兰的“陶渊明”，也会愤而用言辞乃至实际行动投身于支持正义的事业中。在他的青年时代，妇女参政论者运动在英国风起云涌，这是一个以激进行动主张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被很多人视为罪犯、疯子，托尔金却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辩论赛中为她们巧妙辩护，还将其作为正面角色写进了自己私下创作的剧本。他成为教授之后有了很多女学生，他一直鼓励她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也支持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读大学，将她与儿子们一视同仁。这在上世纪前半叶并不多见。一直以来有人批评《魔戒》中女性角色太少，进而质疑他对待女性的立场。基于前述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女性角色的多少与托尔金的立场并无直接关系。而伊奥温这个果敢鲜明的人物，虽然来自于北欧神话中盾女的形象，却也表明托尔金起码不反感女性逃出家庭的囚笼，像男人一样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他更为强烈、集中的立场，体现在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上。托尔金出生于布尔人等西方人欺压当地黑人的奥兰治自由邦，从小就感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氛围。他母亲对黑人的处境颇为同情，甚至对小托尔金说，有色人种受到的待遇，一直让前来的英国人感到惊恐。耳濡目染之下，托尔金一直关注南非的种族矛盾，在退休演讲中还提到自己“对种族隔离恨之入骨”。

  而对反犹主义，他同样不吝批判之词。反犹主义在当时非但不是过街老鼠，还是历史悠久、从上到下都信之不疑的某种“主流舆论”。就在托尔金来到利兹的三年前，这里发生过非常严重的排犹暴动，天天看报的托尔金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是当纳粹德国的出版社想出版他的《霍比特人》，来信询问他是否有雅利安血统时，他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他向着正欲将犹太人除之而后快的德国人说：我很遗憾和这个优秀的民族攀不上亲戚。纳粹德国以雅利安后裔自豪，托尔金却说：雅利安这个词不过是指印度伊朗语系罢了，其中就有（你们最歧视的）吉普赛人。他痛恨希特勒歪曲败坏了自己最热爱的北方文化和精神，将其作为煽动种族主义的工具。他的声明，对现在一些质疑托尔金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也同样适用：“如果让人误会我赞同这种极其恶毒和反科学的种族学说，我深表遗憾。”他在年轻时给怀斯曼的信件中，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我并不是要为“德意志高于一切”辩护，但我一定会为“一切为了挪威”辩护。他解释自己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欺凌其他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写一部真正属于英格兰的、体现高尚文明的神话史诗。而在他的史诗《魔戒》中，不同种族的人捐弃前嫌，联合起来结成了同盟（fellowship），才能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黑暗势力，取得胜利。

  他守卫的，一直是那个文化上的“家园”，而非充满权力和偏见的现实政治。

  而在这些言谈行动中，我们也能看到，托尔金似乎又一直在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在现代大众政治高歌猛进时，批判其负面影响，希望回到“鸡犬相闻”的传统中；他在多数人还认为“政治、高等教育是男人的游戏”时，为女性辩护、声援；他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时，向反犹主义的中心说不。他似乎还是那个有点格格不入的“外侨”，却也是坚定的精神家园守卫者。

以中洲世界人物自况的托尔金
  第二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个性：像“贝伦”“法拉米尔”，还是更像其他角色？